我領受了台灣好生活電子報的「生命人權」的編輯職務，將負責這部份報導專欄的工作。
讓我來負責這個專欄，並非我比別人更重生命更尊人權，而是我渴望在號稱「人權立國」的這個國家，真的能重視生命人權。因為我期望，所以我想驗證、探尋、呈現。
但是，我並不想讓這個專欄變成嚴肅得要命的呼喊口號的生硬東西。而是真的生命的呈現，除了人類，舉凡動物植物甚至土地都是有生命的東西，他們也該在人類的關注之下，透過文字圖片發出他們活著的聲音。
然而我的能力有限。
因此，在我期望以邀稿為主，透過許多人的眼睛觀看及文字書寫，呈現生命故事的多元樣貌的，拼湊出這塊土地上生命的主體性。
人權，是一個命題。而生物也有他們生活的權利，有時候卻會在人的本位主義下被忽視。因此，比起人權，生命會是我比較強調的部份。
當然，人權也是個非常重要的主張，但是，當我們意識到它、論述它之時，通常是它在被踐踏、輕忽的狀況下，但我衷心期盼，台灣社會能夠減少出現這樣的狀況。當它該被說出時，這個專欄也不會吝惜給予足夠的版面討論。例如，最近的樂生事件。
台灣好生活，強調的是光明面的部份。因此，我希望這個專欄少一點批判（好啦，我會盡量控制，盡量丟給不像我這麼critical的人寫），多一點建設。
以上。
星期一, 3月 19, 2007
台灣好生活之生命人權
星期六, 3月 17, 2007
黃昏的故鄉─紅毛港
這篇文章是我大學同學在大四時寫的專題報導。我們就稱他為蘇博士吧。他出生於紅毛港，雖然很小就搬出來，但仍對這塊土地很有感情，尤其政府決定拆遷之後，他更時常回去看看這個地方，和阿公聊聊天，並且紀錄這塊因為「發展」而要剝奪記憶和歷史及生命故事的土地。
我們這些同學到了高雄，常常被他帶去紅毛港。此次到高雄時，他強烈邀約我到紅毛港走走：「因為暑假就要被拆除了啊，就不見了啊。」於是，我跟他去了紅毛港，聽他介紹這裡的歷史、發展，老人的背影和小孩的笑聲，他的成長經驗...當然包含追女生的故事。
這段歷史屬於台灣，屬於高雄，屬於他們家人的，也屬於他自己的。他熱烈地介紹這裡的一景一物，撫摸這裡的一磚一瓦，充滿感情的，懷念的，捨不得的。他說，這裡的老人不願意搬離，因為，沒有聞到海水的味道，他們會活不下去。「那你阿公怎麼辦？暑假後他一定要離開啦？」我疑惑地問。他喃喃地說：「我也不知道。」看著這些老人，聽著他們討論何去何從，看著他們抗爭，他真的是很難過的。我想，他似乎覺得自己生命有一塊已經快被扒走、剷平。
從小遷移，我對土地並沒有太深厚的感情，所以也無法感受他言語之間的溫度。不過，我把這些老人的形影，和樂生療養院裡等著拆遷的老人的影像，疊合在一起。然後，嘆息。為了「發展」台灣失去了多少東西，而這些東西可能是當初的一個錯誤的決策引起的，至今因為無法彌補或不想補救，就犧牲了「沒有用」的老人或事物。
因為發展之名，我們也許有一天也會被拋棄。
看著比美西子灣的沙灘，蘇博士說，這裡好好規劃，會是很好的觀光風景休閒區。但，這裡將成為冰冷的貨櫃碼頭，也只有貨櫃能夠欣賞這美麗的夕陽了。看著所謂的高字塔，文化園區，我忍不住冷哼：「他們永遠都搞不懂，文化，不是圈養在圍牆裡的東西。而是生命。」
我的感慨，不如當地人的感情。雖然蘇博士力邀是認為我能夠幫忙寫一點東西，不過，我現在腦中已經塞滿太多類似的感觸。所以，我把位子留給真實經驗這段歷史，並且以生命生活來記憶這塊土地的紅毛港人。我能做的，就是給你一個版面，幫你寫一長段引言了。
黃昏的故鄉─紅毛港
蘇博士寫於1999年
由台北往高雄的飛機在高雄港外海緩緩下降，南風強勁，天空一片蔚藍，高雄市景一清二楚。飛機從高雄港第二港口南邊飛過，煙囪、儲油槽、廠房等重工業建設，佔據了大部分視野。
夾處在重工業建設間，有一片民房，屋屋相連，由南向北朝二港口延伸過去，宛若一隻側身躺著的褐色草蝦。二港口西北邊兩條伸向台灣海峽的防波堤，是草蝦的長鬚。這裡是紅毛港。
紅毛港因十七世紀初，荷蘭人在此建立軍事前哨站而得名。從十七世紀大陸閩南漁民為捕捉烏魚在當地建立漁寮開始，三百多年來，紅毛港人就在這塊土地上過著自給自足的漁村生活。東側高雄港潟湖（紅毛港人習稱「內海」）及西側台灣海峽（紅毛港人習稱「外海」）豐富的海產資源，是紅毛港人維生的依據。外海迤邐、美麗的沙灘更是小孩平常玩耍、打棒球、夏天睡覺的地方。然而，平靜的漁村生活，從民國五十六年開始發生巨大變化。
民國五十六年，高雄港務局在紅毛港北邊開鑿第二港口。同年，台灣電力公司用浚港挖出的泥沙，把紅毛港居民在內海廣大的魚塭填成新生地，大林火力發電場就蓋在上面。之後許多重大建設紛紛投入，光是民國六十年代就有中國鋼鐵公司、臨時解體船碼頭與台電大林及興達燃煤儲運場。
今日，總面積才一百一十二公頃，長約三公里，最寬處不超過四百公尺的紅毛港，周圍卻聚集了台電煤場、台電大林火力發電廠、「南星填海造陸計畫」、拆船碼頭、聯合污水處理廠等重工業建設；中國石油公司、中鋼、中國大造船廠十大建設中的三項，也在附近。
禁、限建也伴隨一連串重工業建設而來。紅毛港在民國五十七年被劃入高雄臨海工業區，開始實施限建（一定期間內不準建築）並計劃遷村。民國六十五年，港務局計劃在紅毛港建第六貨櫃中心，限建改成禁建（無限期禁止建築）。因遷村一再拖延，禁建一直持續到今天。
重工業帶來的環境污染，加上長期禁、限建，使紅毛港生活品質嚴重低落。分別於民國八十三年及八十七年，到紅毛港進行田野調查的中山大學共同科教授葉振輝，與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系主任吳連賞不約而同地指出，污染是導致紅毛港生活品質如此遭糕的主因。
在台北市捷運還沒蓋成前，紅毛港早就有「捷運」─台電煤場的輸煤帶，不過它只載煤不載人。藍色外殼的輸煤帶，橫亙在紅毛港上空，煤灰在運送過程中，常常自天空灑下，當地人戲稱它作紅毛港特有的「煤雨」。而台電煤場內推積的燃煤，像一座座的小山，強勁的海風把煤灰、煤塵吹向紅毛港村落，如入無人之境，有時全村宛如霧都。在屋外曬衣服，白襯衫一夜過後可能變成黑襯衫。因此，即使屋外陽光普照，紅毛港人還是習慣在屋內曬衣服。
民國七十七年八月，紅毛港曾爆發大規模的環保抗爭。居民圍堵台電煤場，在附近搭帳篷、埋鍋造飯，準備誓死抗爭燃煤的污染。後來在市長蘇南成出面協調下，台電花了新台幣二十六億七千多萬元以「補助房屋津貼」的名義，發給每戶新台幣六十萬元十年期的房屋津貼。
雖然台電近來逐漸關注污染防治的問題，如在煤場加裝防塵網，但台電一名幹部也坦誠，颳大風的時候，仍會有煤灰飛往居民的住宅。
另外，台電大林發電廠排出廢氣中的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等化學物質，也危害居民的健康。而中鋼、中船與中油雖然沒有直接和紅毛港接連，但工廠每天排出的廢氣受風吹拂，部分飄到了紅毛港，更加重空氣污染的程度。
「紅毛港人每個人的肺都是尼龍工廠，」作家吳念真在訪察紅毛港後，如此形容。
進出二港口的船隻與拆船碼頭解體船隻留下的油污，飄浮在海面上，在陽光照射下，彩光奪目。走進位於紅毛港漁會旁的漁港，海面上保麗龍、鐵鋁罐、紙盒載浮載沉，再靠近一點，一陣油臭味迎面撲來，令人作嘔。
油污改變海面景觀、帶來惡臭，更摧殘了漁民賴以維生的內、外海漁場。
民國五十九年，中油大林廠D-42油槽破裂，五萬公秉原油湧入內海，鄰近上百公頃的魚塭首當其衝，頓時漁池變成烏黑油池，居民養殖的魚蝦損失慘重。民國八十五年八月十日，中油大林廠第三浮油筒發生漏油，大量浮油飄浮在外海海面上，對本來已捕不到什麼魚的漁民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一位漁民就抱怨說：「原本賺吃的內、外海，現在都污染了了啊，抓不到魚，要怎麼過生活？」
除了油污，聯合污水處理廠每天排出的工業廢水及「南星填海造陸計畫」一車車往海裡傾倒的廢土與垃圾，同是污染海域的劊子手。
站在小港開往紅毛港的渡輪甲板上遠朓紅毛港，拆船碼頭數量達上百枝的拆船桅桿形成一片「桅桿森林」。今日因舊船淘汰率低，拆船工業成為夕陽工業，拆船碼頭也近乎停頓，但談起拆船碼頭過去的污染，居民仍心有餘悸，和拆船碼頭僅一路之隔的濟天宮感受最深。濟天宮廟祝指出，當時不僅噪音令人受不了，拆船時巨大的震動力，還使廟宇的牆壁龜裂過。
禁、限建使紅毛港房屋的大小、外觀，即使快邁入民國九十年，仍跟民國五十年代差不多。吳連賞表示，「很難想像一個國際港口，還有一個地方，可以停留在三十年前。」
「別人是三代同堂，這裡是三代同床。」是紅毛港當地流傳的一句笑話。 隨人口不斷增加，房屋大小卻沒變，有些紅毛港人吃飯、睡覺在同一個地方。家住在海澄里的林姓居民說：「我家只有兩間房間，三個男人睡一間，三個女人睡一間，以後小孩取老婆不知道要怎麼辦？」
空間不足，也影響到小孩的教育。海汕國小校長劉麗美表示，有些家長本來想幫小孩買電腦，但因為家裡沒有空間，只好放棄。
除了居住空間不足，紅毛港的公共建設也嚴重缺乏。海汕國小從西元一九三三年成立到現在，就一直是紅毛港的「最高學府」。劉麗美說，小孩子喜歡到學校裡玩，因為附近沒有什麼地方好玩。
路旁的檳榔攤，一大群年輕人聚集在一起賭博。紅毛港文化協會總幹事洪瑤昌指出，這是青少年沒有正當活動場所的結果。他更進一步表示，有些年輕人更染上吸毒習慣，而且為數還不少。
交通，是紅毛港人生活上的另一個困擾。
從紅毛港搭公車到市區，必須繞一大圈經過中鋼、中船與中油的廠區，最快也要七十幾分鐘。實踐大學會計系學生楊芝怡回憶以前唸高雄商業職業學校，每天早晨五點多就要起床趕搭六點的公車，當她跟同學講這種情況，同學都覺得不可思議。「搞不清楚這裡是不是直轄市？」她問。
吳連賞說，為了國家的重大建設，紅毛港人損失極大。而低落的生活品質，讓紅毛港人滿腹苦水。今年二月八日，高雄市長謝長廷到遷村專案辦公室聽取遷村進度簡報，一位老居民當著謝長廷的面激動地問：「人生有多少個三十年，這種生活環境，你來住住看！」
很多人受不了低落的生活環境，搬出了紅毛港。雖然根據高雄市小港區區公所的資料顯示，到去年底為止，紅毛港總人口將近有兩萬一千人，戶數有八千六百多戶，但實際住在紅毛港的人比這個數字少很多。因為居民雖然遷到他處謀生或居住，仍然在紅毛港保留戶籍，以確保自己的遷村補償權利。
吳連賞認為，保守估計，紅毛港至少有一半的人已經遷出。海昌里里長楊木生的估計更高，高達總人口的三分之二。
劉麗美則說，現在紅毛港的居民是有出無進，留下的都是沒有能力的人。有錢的人多數都搬到外地，沒有錢人只能留下來，繼續跟這樣的生活環境搏鬥。
除了生活品質低落，紅毛港人從祖先開始就賴以維生的漁業也在快速沒落中。
早上七點不到，紅毛港漁會旁的漁市場，一輛輛滿載漁獲的冷凍車及卡車進進出出，人聲鼎沸，好不熱鬧。乍看之下，還以為是漁民滿載而歸，但一經詢問才知道，一綑綑的冷凍魚獲不是漁民親自捕的，而是漁民到海上向大陸或越南、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漁民買來的。
海上買魚在紅毛港早就不是新聞，漁民彼此之間也心知肚明。
根據小港區漁會的統計資料顯示，民國六十六年，紅毛港漁獲量高達八十萬公斤，到民國七十五年滑落到只剩十幾萬公斤，民國八十一年剩不到十萬公斤。去年，則不到五萬公斤。吳連賞在報告中指出，紅毛港今日的漁業人口僅剩總人口的四成多，不過實際數字可能更少。紅毛港土生土長、在紅毛港漁會工作已三十多年的會務課課長洪勳就表示，紅毛港實際上還有在捕魚的人，不到百分之二。
漁業沒落，很多漁民乾脆不捕魚，改到陸地上工作。漁民多半沒唸什麼書、不認識字，除了捕魚，也沒有其他專長，因此應徵工作經常碰壁。
楊木生曾幫許多漁民做過職業輔導，但直到現在都沒有成功的例子。他感概地說，老闆嫌他們不識字、沒有技能，「甚至連應徵大樓管理員也沒有人要。」
相較於今日的淒涼，紅毛港的漁業曾有過一段輝煌的歲月。
民國六十年代，紅毛港的漁業達到最高峰。當時，光是捕蝦用的單拖漁船（漁民稱「卡樾仔」）就有一千一百艘左右，漁村一片欣欣向榮。洪勳回憶說，漁民出海捕魚一趟約半個月，好的話可以賺四、五萬元，差的話也有兩、三萬元。當時，公務員月薪才一萬元左右，如果在中鋼或中船工作，薪水更低，才幾千元。
朝鳳寺廟祝吳明月也說，當時漁民捕漁收入高、生活好，外地故娘都爭先恐後要嫁給紅毛港的捕魚郎，那像現在沒人要。
過去美好的時光，對紅毛港人來說，只能留在記憶中回味。今日，紅毛港人最大的期望是早日遷村。
民國八十一年，行政院核定將紅毛港遷到位於高雄縣、市交界的高雄市前鎮區桂楊路南、北兩側農業區。負責綜合聯繫高雄市紅毛港遷村作業各單位的工務局都發處幫工程師翁浩建表示，民國九十年遷村地的工程建設將全部完工。不過，工程完工不代表紅毛港可以順利遷村，現在仍有許多困難，像高雄縣政府遷村地的區段徵收地上物補償公告較晚，而且遷村地上多達三十五萬立方公尺的建築廢棄土也還沒有清除。
除此之外，謝長廷在今年二月八日回答村民問題時也表示，區段徵收費用，與台糖放棄領回抵價地的現金補償費用都尚無著落。
遷村案一拖再拖，負責遷村工作的港務局課員賴英明表示，十五年前遷村只要七十五億元，今天爆增到四百多億，港務局沒有那麼多經費。接著他又說，現在徵收紅毛港土地一公頃要四億元，但若是在紅毛港周圍填海埔新生地一公頃只要八千萬元，何者比較划得來？不過，基於行政院長施政一貫性，遷村政策不會改變。
對於遷村一再延宕，中山大學教授葉振輝認為，遷村案的預算涉及中央、省、市三級政府，彼此權責脫結是遷村延宕最主要的原因。
吳連賞則表示，遷村案中，港務局負責經建建設，紅毛港在高雄市政府轄區，遷村地又跨到高雄縣，闢建大林商港區跟交通部有關，遷村地的都市計畫又歸內政部管轄......，「公婆太多，事權不統一，以致於曠日廢時。」他批評政府各部門本位主義太重、不能合作，行政效率極差，「愈了解遷村的經過，愈覺得政府距大有為還有一段距離。」今年三月底，高雄市政府及高雄港務局，就為了誰該清理紅毛港境內的一堆垃圾而爭論不休。
雖然遷村日期不確定，已等了三十年的紅毛港人，仍對遷村抱持很大的希望。楊木生表示，遷村後居民就不會像現在這樣跟社會脫節，可以融入社會、接觸社會脈動，生活會更好。在探勘過遷村地點後，文化協會攝影組長李清富也說，「紅毛港人往後的希望都在這裡。」
南台灣夕陽餘輝映照在二港口海面上，波光鱗鱗。港口一邊堆滿貨櫃的現代化碼頭，與港口另一邊老舊、落後的紅毛港形成強烈的對比。
「在遷村前，我要教會學校裡的每一個小孩唱『黃昏的故鄉』，紀念他們的故鄉，」劉麗美說。
「紅毛港人」想住在一起
中時電子報 2002/01/18
⊙蘇登呼
為抗議台電儲煤場的污染、拿不到房屋津貼與遷村的一延再延，紅毛港居民意圖炸船封港與強行押走台電員工，成為新聞焦點。筆者是一位從小就離開紅毛港到外地居住的紅毛港人，雖然不住在該地，十多年來仍經常回去探視親友，並曾對該地做過長期的田野調查。在此，想從聚落文化保存的角度來看紅毛港的遷村問題。
紅毛港是一個有三百多年歷史的漁村。悠久的歷史，使該地有相當多值得紀錄與書寫的古蹟、漁業技藝以及鄉土軼聞。台灣過去盛極一時的草蝦養殖與烏魚捕捉，這裡的漁民也見證過他們的興衰。
紅毛港全村共分五里，每一里都有一間大廟。居民房屋以廟宇為中心，沿廟而建，廟宇是每一里的信仰與活動中心。在當地，同姓氏的人習慣住在一起，每一里人口以幾個姓氏為主，同時交雜其他姓氏的人，每一姓氏的「我群－他群」觀念雖強，但不同姓氏的人因長期為鄰，又同樣從事漁業，共生共棲，因此形成關係緊密的聚落。這種以里為單位，結合廟宇、血緣與居住歷史而形成的聚落，內部擁有高度的凝聚力。然而，不同的里之間因利害考量不同，有時會有衝突。只是當需要對外爭取權益時，居民會放下彼此的利益差異，在「紅毛港人」這塊共同的標籤下，矛頭一致，團結對外。
文化不僅是建築、手工藝品等有形的物品，還包含無形的習俗、語言、軼聞、鄉野故事、甚至共同的價值觀等。擁有共同記憶與深厚情感的聚落，在紅毛港文化的傳承上，扮演重要角色。許多習俗、地方軼聞、海港人的特殊口音及用字用詞等，在大人與小孩、親戚好友之間日常生活的互動與交談中，一點一滴被傳承下來。
當民國五十七年紅毛港開始被限建，居民就陸陸續續遷出，有的落腳高雄縣，有的則在高雄市，較無經濟能力或不願遷出的居民，今日仍留在當地。無論落腳哪裡，分散的遷出，已使紅毛港過去內部凝聚力相當高的聚落瀕臨解體。
當地一些有心人士原本寄望按照政府的遷村規劃，將整個村集中遷往高雄市崗山仔與高雄縣中崙等地後，可以重新打造一個團結的聚落，以三百多年的漁村文化，發展觀光業，為漁民謀求生計的第二春。
令人不解的是去年九月，高雄市政府國宅處推出補助紅毛港居民購買國宅的計畫，提供的國宅分布從高市南部的小港區、前鎮區，一直到北部的左營區。分散的地點，若真遷成，不僅硬生生把居民拆散，對已瀕臨解體的聚落的重建與文化保存，更是雪上加霜，幸好當時只有五戶申請。而報載國宅處最近打算捲土重來，以更優渥的條件鼓勵居民購買國宅。
補助購買國宅比集體遷村這個燙手山芋困難度低很多，但政策執行的便利性能夠代替人民的福祉與文化的保存嗎？政府近年來不是在大力推動本土化、鄉土化與社區總體營造嗎？與其在旁門左道打轉，不如回過頭來正視遷村與不遷村這個基本問題。
（作者為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
星期四, 3月 01, 2007
我們也許做了些好事
原寫於2004.9.14
在前文提到，田野工作（或是學術工作）與其說是服務社會，不如說是自私的個人成長，我想，同樣的道理也可以放在從事人道援助的人身上，更別說是我們這些學生志工了。真的去做了什麼之後，才真的會瞭解，其實什麼也做不到，因為什麼都做不到，所以才需要更多人去做、去嘗試，一點點地改變無能為力的現況，然而，那個當下的「一點點」常常是很挫折，也沒有感覺的，除非你有耐心等到這個種子發了芽。我在馬拉威一個月的工作，就是這麼一些不知道到底是什麼的事。
負責我們這個見習計畫的陳厚全醫師便一再地跟我們說，別把自己定位的太高，也別認為自己一定要做什麼大事，一個月很短，我們該做的便是好好地去體驗，好好去看、去觀察。因此，他給我們的工作都是一些基本的、底層的小事，希望我們能以一種謙遜的態度進入這個世界。
我被分派的工作是到Ekwendeni教會醫院（馬拉威北方），進行庫房管理的工作。名稱雖為庫房管理，但其實是整理一間堆滿捐贈物資的庫房，據說這個庫房是「每個人一打開門，看到滿到溢出來的箱子、物品，就馬上想把門關上，而且不會想再打開它」。這句話是在我們已經工作一周後才聽到的，看到那個庫房之前，我們並沒有這種心理準備，尤其是看過姆祖祖中央醫院的庫房有秩序的樣子，實在很難想像會有「不一樣」的庫房存在；因此，打開那個庫房的門的那一剎那，我完全愣住，無法做任何思考。但這是我們的工作，我們無法像其他人一樣，可以馬上把門關上，只能默默接受它，而這庫房也成為我們兩個星期的體驗重心。
開始工作的頭兩天，情緒都很不好，每天都叨念著：「怎麼會有這種庫房？」也對醫院負責管理庫房的人非常不諒解。雖然醫療團的藥師Judy曾跟我們說，馬拉威常接受許多國家的捐助，那些捐助常是企業為了減稅而做，根本不是為了「做好事」，所以，捐助的多是些過期的藥品或醫療器材，而且很多器材物品都是當地人不需要或是不會使用的。但是，當我們看到一間沒有被整理過，沒有被好好使用的堆滿捐贈物資的庫房時，心裡的那把火怎麼樣都沒有辦法平息下來，同時，滿腦子都是問號：「他們不會使用嗎？」、「到底哪一部份管理出了問題？」、「捐贈的人只負責出錢嗎？有沒有考慮過人家的需要？」但是這些問號是沒有辦法得到答案的，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埋頭工作。
於是，我們搬出了一箱又一箱兒童衣物、玩具、書籍、醫療人員的衣服，也清出了一箱又一箱發霉的繃帶。由於心情不太好，加上一心只想趕快整理完這個庫房，所以，頭幾天都是悶著頭做事，而醫院派來幫忙的搬運工，也默默地聽我們的指揮。到了第三天及第四天，該清的都清光了，庫房顯得稍有秩序時，我們的心情也好了起來，開始能跟幫助我們的搬運工聊天，也才瞭解到他們其實很想做些什麼，只是他們不知道該怎麼做。於是，我和伙伴認真地指導他們、撿拾我們需要的東西，他們也盡量做得很好。第一周，我們便把庫房整理得差不多了。
原本，我們以為自己做的是苦差事，至少跟其他組的伙伴，或跟同樣在這個醫院工作的外國人比起來。但是，第一周工作結束，看著稍有規模的庫房，心中有著難以言喻的成就感，這才發現，自己真的做了點事，而且也發現，原來成就感的獲得很容易。整理庫房的第三天，就已經有臨床治療師來庫房找他需要的治療工具，第五天，院長及英國實習生也前來向我們詢問他們需要的器具。我們並非醫療專業，整理庫房也只能憑藉著一些「型態」或「功能」粗略的區分，但似乎就已經給他們莫大的幫助了。
有個荷蘭護士聽到我們整理庫房時，驚訝地說：「你們真的去做了嗎？太好了，太好了。」從很多人的反應中，我們慢慢瞭解，這個庫房真的是這個醫院的困擾，怎麼樣也整理不好，怎麼樣也找不到東西，我們所做的，似乎是這個醫院最需要被幫助的部分，也是最能被看到的成就。
但接下來一周，我們仍深深為自己的不足感到困擾，因為，我們似乎無法再繼續細分這些醫療用具，例如我所負責的管線太多樣式及功能，往往又好像能互通，再加上這些管線並非盒裝，而是散落在各處，讓我很困擾。更重要的是，我們常對該不該丟掉感到困惑。Judy曾說，「這裡是非洲，物資缺乏，有些過期的東西仍可以繼續使用。」但當我們真的看到過期的東西，或有一點點發霉，還是會在「過期」或「物資缺乏」的選擇間掙扎，除非，遇到年紀跟我一樣「大」的醫療用品，才會捨得丟掉。在非洲的庫房工作，面臨到的考驗不是專業的問題，也不是無從整理的困擾，而是「珍惜物資」這個問題：如果物資真的如此缺乏，為什麼會出現一個千年不整的庫房呢？我一直堅信，如果這些東西在台灣，一定會好好地被使用，而不會被埋在灰塵當中。
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在工作期間內，順利且快速地整理完這個庫房，走進來的臨床治療師或其他工作人員都會對我們表示肯定，而我們的工作表現，也讓院長及外國的志工請我們吃了幾餐。最後，還有個感謝會，感謝我們的付出及表現。院長說，他從來沒想過可以在這個庫房裡自由走動，而我們卻辦到了。雖然，我們不曉得後來這個庫房會不會又因為管理不善而又變得很可怕，但至少，我們曾經給了這家醫院一個可以找到東西的庫房，也藉由與當地人一起工作還有具體的工作成果，跟這家醫院的工作人員、Ekwendeni的居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讓他們認識了我們這群從台灣來的年輕人，並不像其他來去匆匆的「遊客志工」一樣，就算時間短，我們也留下一個足以紀念的成果，這約莫是我們最大的驕傲。
回到台灣的某一天，陳醫師跟我說，Ekwendeni的院長還有其他人都向他表示很想念我們，還有一直對他表示對我們的肯定之意。我原以為只是「口惠」罷了，但是陳醫師又以實際例子跟我強調：「我們真的做了些好事」，我們除了真的讓他們得以好好使用捐贈物資外，也讓他們反省了「外國志工對他們的幫助」。對於西方年輕人來說，去非洲等發展中國家「服務」是件簡單且應該的事，但是，他們花在「想要做事」的時間上太多，往往不知道他們能做什麼而虛耗時間，在這同時，當地人也需付出相當的心力與資源來安頓這些外國人，更何況，外國人自以為他們能為當地「付出」些什麼，然而不是做不到，就是造成當地的困擾。對於非洲國家的人來說，所謂的志工，就是來了又走，不知道做了什麼事的人。於是，我們有的小小成就，也就是改變了他們對於志工的看法—應該算是好事吧？
疾病與恐懼的非洲經驗
原寫於2004.9.5
從馬拉威回來後沒兩天，我就開始咳嗽、「失聲」，一位與我同去馬拉威的醫學系學生「診斷」我跟他有同樣的毛病：台灣空氣太髒，原本就有過敏性鼻炎的我們，鼻水倒流變成了痰，而引發咳嗽的症狀（他之所以下這個診斷，也是因為他回台灣後一直咳嗽，以為自己在馬拉威感染了肺結核，結果看了醫生後「真相大白」）。適逢奧運，我啞著嗓子幫中華隊加油，中華棒球隊「收工」，我的聲音也回來了。沒想到，事情還沒結束。
上周末，上台北開讀書會的途中，身體很不舒服，讀書會的伙伴（也是一起去馬拉威的朋友）不禁打趣地問：「不會得了瘧疾吧？！」我怒瞋他們：「最好這就是瘧疾的症狀啦。」這周我開始打工，病情加重，鼻水像洩洪一樣，帶著一些咳嗽，我自己到醫院跟醫師「報告」我的鼻炎太嚴重，請他開藥給我，反正沒發燒就是「小事情」。沒想到隔天我就開始發燒了，我當時只想吞包退燒藥就可以了，沒想到，我媽在旁邊「怯懦」地問我：「你…會不會得了瘧疾了？」三天之內，我被問了三次「是不是得到瘧疾」這個問題，我也才認真地想起：「對耶，我忘了吃抗瘧藥了！」----不過我也僅僅想到沒吃抗瘧藥這件事，壓根就不覺得自己得到瘧疾，雖然我在馬拉威每天都被蚊子攻擊。
以這個無聊的「生病記」當開頭，無非是想討論「去非洲」這件事。到非洲去的人都會有個「特殊經驗」，就是事前打黃熱病等熱帶疾病的預防針，還有服用奎寧這類抗瘧疾藥，吃這些藥並不代表不會得到瘧疾，而是在得到瘧疾時，能「減輕」症狀，如果我們在非洲得到瘧疾，還可以找得到醫生治病，找得到藥吃，但萬一回到台灣才發病，在瘧疾已經絕跡的台灣，要找到治療的藥或醫師，恐怕是很困難。因此，服用這類藥物，對我們來說，像新奇的「儀式」，畢竟，醫療團的人都不吃的（他們長期待在非洲，就算得到瘧疾也可以得到治療）。
所以，瘧疾之於我們，或者是對我們的親友來說，都是一個「放大」的疾病，因為，我們去過非洲。但是對當地人來說，瘧疾就像感冒一樣，一年得到一次瘧疾很正常，抗瘧藥在超市都買得到，就像我咳嗽流鼻水，只消到便利商店買包感冒藥就好，瘧疾對他們來說也有相同的意義。於是，我便得到一個很無聊的類比：對美國人來說，感冒是很不得了的疾病，得到感冒的小孩通常都會在家休息不上學；但對我們來說，感冒是家常便飯的事，甚至不吃藥，多喝水就可以自然痊癒的小病，但瘧疾對我們來說，便是個要謹慎面對的疾病—如果我們用疾病來當比較觀點，是不是能推論出到底誰比較強，誰比較弱呢？（哈哈）
由於在非洲是與醫療團有較多的互動，所以接觸較多疾病與治療的事情，很自然地會把視線放在這類問題上頭，所以，才會發生同伴以為他自己得到肺結核的事情或者是我「得到瘧疾」的疑惑，而不像以往會自我判斷「這只是感冒」，畢竟，「我們去過非洲」。雖然這類疾病的潛伏期已經（幾乎）過去了，但這一個月的生病經驗，或許也就是一個小小非洲經驗的縮影----因為非洲，所以連疾病都不同了。
而這個不同，也讓我們在台灣習以為常的事，因為「在非洲」而有了不同的經驗與感覺。例如，在台灣，被蚊子叮雖然很不舒服，但那只是件擦擦綠油精，或讓他自然消腫的小事情，可是在非洲，「蚊子」對我們來說是會使我們害怕的敵人，因為它有很大的可能是瘧蚊。所以，出門要噴防蚊液、晚上睡覺要掛蚊帳，每天都會「感覺」自己有沒有被蚊子叮到。不過，這樣的「小心翼翼」持續不了多久，除了睡覺掛蚊帳（還是會被叮）外，防蚊液懶得噴，奎寧會忘了吃，連穿涼鞋、短褲出門也開始不忌諱了----或許我們都已經開始讓自己像個馬拉威人了，也或許已經不會感覺這之中的「不同」了。
倒是去北方的野生動物公園，竟又出現了讓我們「小心」的生物—彩彩蠅，那是一種被它叮，就會一直睡覺，起不來的「蒼蠅」，那個地區有很多，而我們又無法判斷那是不是彩彩蠅，所以，只要是看到長得是蒼蠅樣，就會一直要打死它，不然就趕出車外。
那天，我在自己的日記裡，記下這一段：
為什麼開始怕蒼蠅？ 為什麼開始怕蚊子？ 討厭和怕是不一樣的。
因為是不同世界嗎？ 為什麼心裡有恐懼？
因為「不同」，而有的非洲經驗。
馬拉威行之先聲奪人
原寫於2004.9.2
「老實說，不論是當時或現在，我都覺得田野工作或其他學術研究，其正當性不在對集體的貢獻，而是遠為自私的個人成長。學術研究就像修道院生活，專注追求個人性靈的完美，其結果或許會服務較大的層面，卻不能以此論斷它的本質。」～《天真的人類學家，小泥屋筆記》
我其實很不喜歡《天真的人類學家》這本書，也許就因為他嘲弄了人類學家的使命感，不過這是後話。當我讀了前幾頁，發現這位牛津大學的人類學教授竟然沒有做過田野調查，便足夠讓我感到吃驚（註1），更別說帶著旅行支票前去喀麥隆做田野這件事，是多麼讓我「不以為然」，心想：這傢伙不是從沒離開過歐洲，就是一個標準象牙塔裡的無知書生。對這個作者的「誠實」已經挺瞧不起的了，更別說接受他前面幾頁對於前往喀麥隆的「現實描述」--或許，就是因為他調侃的那份人類學家的使命感，我對於「異化」他人總是難以接受，更何況還是帶著一個歐洲菁英份子的姿態。也只有身在非洲，才能好整以暇地翻完這本書（雖然是上廁所的時候才會讀它），我不得不承認他對於人類學田野觀察的批判，他只是用一種調侃的方式，呈現「批判人類學」的觀點，雖然，這個心得也只有熟悉人類學的人才會心領神會的。
然而，我卻想用同樣一種觀點，也就是前述的引言，為我前去馬拉威前的種種疑惑做出解答。在我觀察了與我一起前去馬拉威的伙伴，還有反省我自己後，只得到了一個結論：這是一個自私的自我成長。不論真假或者是演戲，很多人都抱持著「熱忱」與「理想」前去第三世界服務，話也許說得好聽，但憑我們現在的能力，什麼也做不到，更何況我們連非洲到底長得什麼樣子都搞不清楚。因此，此行一個月的收穫，約莫便是徹底挑戰我們的「理想」、「興趣」、「愛心」、「平等」等等任何你可以冠上的官冕堂皇的理由口號，甚至是挑戰「演技」。也不管後來自己承不承認，從非洲回來後，自己的某部分已然改變，對世界的看法也有所不同。
（或許以《天真的人類學家》為引言的關係，我竟然也用同樣一種嘲弄的語氣來寫這一篇，哈哈）
我的伙伴們有著各種專業背景，醫學系學生、學經濟的、學公衛的、學語言（學）的，年紀差距不大，但仍有所謂的差距存在，有自小生活生活在便利都市的台北人，也有中南部的人，抱持著不同的動機與目標（雖然說出來的都是「體驗」）前來，原先的背景已然有差距，夾帶著不同的價值觀到了非洲，負責這個計畫的陳醫師，又將我們分成三組，送往三個任務不同、地點不同、環境也不同的地區，生活了一個月之後，我們原先有的「不同」，加上生活體驗的不同，使我們所看到的馬拉威、非洲，甚至所謂的「人道援助」更為不同。
也許這些話是我的藉口，為我將來談論馬拉威或者非洲的「片面之詞」找個理由，也就是「這是因為我的背景加上我的經驗，還有因為我被放置在某一個觀景窗，所看到的某一片視野」而已，畢竟，要談非洲是一件異常困難的事，有過非洲經驗只是讓你對於這個經驗越趕模糊罷了。我在馬拉威時，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怎麼搞的？當你覺得已經瞭解馬拉威的風景時，又可以變出新的風景？」非洲不是黑暗的，它是有很多色彩的，即便我只待在馬拉威的北部。
因此，對於許多熱切期待我的故事、心得的親友，我總是抱持著聳聳肩的態度面對他們，我想，以前我太過於嘰嘰喳喳地談論「旅行」中的事，或許是那只是旅行，我只須丟出個旅行中的小故事，便可以交代我這段旅程，畢竟，不會有人認真地想聽你從旅遊書上背來的典故，或者是這國家的政治經濟。但對於參加一個人道援助的見習計畫，又是去個不知名的非洲小國，花了一個月時間，實在很難只丟個小故事就算了，尤其是，必須盡全力跟大家描述非洲不是個到處都是野生動物，沒有一堆毒蛇猛獸的地方，人種雖大多是黑人（北非與南非的膚色沒那麼黑），但那不等於紐約哈林區那些讓人生畏的「黑人」，也不是你從discovery看到的不穿衣服、手持矛箭的「黑人」（說實話，我一度還為此挺討厭discovery的），更沒有誇張到必須要帶著手套與他們打招呼（據說有三個香港的醫學系學生帶著手套與口罩來到馬拉威一家醫院工作，也許他們害怕疾病傳染吧，只是，他們是醫學系學生，難道不知道愛滋病跟瘧疾的傳染途徑是什麼嗎？）。媒體與我們的世界給了我們一些假象，我並沒有打破他的資格還有責任，但最起碼在日後提到非洲時，都能給它一點點色彩與笑容。對我而言，這也只是一段經歷罷了。
註1：「田野調查」是人類學這門學科知識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有最大區別的研究方法，雖然現在許多學科都號稱以「田野調查」為研究方法，但與人類學學者、研究者真正與當地人一起生活個半年、一年，學習他們的語言、瞭解他們的活動慶典、因時節不同而有的活動…..仍是有所不同。
到馬拉威的開始
原寫於2004年9月
前往馬拉威對我而言是一個新的經驗，因為我去年才知道有這麼一個國家的存在，更別說對他有什麼樣的認識，他周邊的鄰國坦尚尼亞、莫三比克、辛巴威名氣都比它還大（最起碼在文獻中出現過幾次），因此，我要去的是一個我一無所知的國家，而我對我將要面對一個月的生活與工作，也同樣沒有概念。儘管，在網路上看了些資料，也聽過一兩個人談過馬拉威，看過一些照片，但這些話語怎麼樣都無法跟我腦中的知識庫、經驗庫有任何連結，照片只是照片，而數據也只是數據。
與其他人的興奮或期待相比，我一點感覺沒有，沒有焦慮不安，也沒有興奮期待，我想，那是因為當初並非不是我「自告奮勇」地想要探索非洲大陸，所以才有這個機會，而是，漫不經心地想試試看能不能申請到印度的經費，卻意外變成參與前往馬拉威的一個見習計畫。當下我是很掙扎的，畢竟，我要參加計畫書口試，又要前往印度，我似乎沒有心力前往一個陌生的大陸，而且一待就要待一個月，一個月是一個普通學生暑假的一半，但對於一個研究生而言，這段時間最起碼能完成一部份的田野，也可將畢業的時間縮短一個月。我決定把球丟給我媽媽。
以往，只要我說要出國，我媽一定反對在先，妥協在後，沒想到，這一次她竟然爽快地答應讓我去印度和非洲，讓我很錯愕。為我寫經費申請推薦信的所長也對我說：「我想，應該是老天爺想讓你做些什麼事吧。」我常常遇到很多挫折，或意外的經驗時，也這麼對自己說，因為，自己常常被一些「球」撞來撞去，撞離開原有的軌道，往另外一個軌道跑，而自己也因此而有了改變。於是，我開始為前往非洲而做了心理準備：來吧！！
話雖如此，但可能不是自己原先準備要去的，還有與非洲大陸有著文化、歷史上的距離，使我怎麼樣也沒有辦法好好做做功課，更無從跨越那段隔閡。直到我去了馬拉威，一直到我回台灣前，這種距離感始終揮之不去，這問題讓我跟醫療團的陳醫師談了許多次，我想釐清的是，我自己的問題，還是這真的是個大問題。不過，後來我才發現，這問題似乎不只出在我身上而已，只是我自己想要正視這個問題罷了。
過去在東南亞，我心裡都會冒出一個聲音：「他們好可憐。」但是我到了馬拉威之後，卻這個聲音從來沒有在心中出現過，到底是我看事情已經懂得「去可憐化」了？還是我跟他們之間的距離大到我完全就是個「客觀」、不帶感情的人呢？陳醫師總是說，歐洲人、白種人總是帶著「愿罪」來非洲服務，因為他們過去殖民了非洲，造成非洲今天這般光景，所以，抱著負責的態度前來，加上他們的祖先曾經在這裡生活過，他們也想看看祖父、祖先來過的地方；但黃種人不同，在歷史上沒有淵源，便能以客觀的態度來看待事情，以及為他們服務。然而，這種「客觀」是否真的值得存在？我心中始終抱持著疑問。那有點像是水災發生，氣象學教授還在抓著理論，談著基本的氣象學定理，至少，我自己很多時候看到馬拉威所謂的「問題」時，只能用後殖民理論或是全球化的觀念來解釋，這很容易就能解釋得通，但這是一種失去熱情的表現，無助於去瞭解眼前的問題。當你對一個文化、一個國家、一段歷史有所謂的「責任感」時，這樣的熱情才可能引發你的付出，也因此才能為你和這塊土地劃上連結。所以，「客觀」的觀察是不是好的？我自己也找不到答案。
但是，這只是我回台灣之前，丟出來的問號，我知道才一個月的時間，並不足以讓我找到答案，而這個問號，或許能成為我下一次到非洲的動力。果然，回台灣的漫長的飛行過程中，我讀著一本描寫非洲問題的冷硬的書，竟然發覺過去在台灣讓我讀不下去的冷硬的、陌生的文字，在那段時間，竟然能輕易閱讀與瞭解—雖然裡頭舉的例子是奈及利亞—我才真的發覺，雖然我沒有任何答案及太多的觀察瞭解，但這一個月最起碼讓我跟非洲建立了一個連結，非洲之於我，再也非遙不可及的了。
星期二, 2月 27, 2007
做了什麼或不做什麼--海外醫療服務之思考(2)
原寫於2004.6.30
行前一週，我開始看漫畫（這是我用來平衡壓力的方法），看的剛好是描寫消防隊及急難救助隊的「め組大吾」，長長二十集的漫畫主要以主角從一個消防隊菜鳥慢慢變成英雄為描述主軸，其中也不乏許多災難處理、救助的概念。看前半部時，還只是想：又是一個反抗體制的英雄！但後半部，卻藉著主角與其上司的互動，還有印尼蘇門達臘火災的國際救援的故事，給了我們一個概念：「自己最重要的東西要自己保護。」也就是說，不能夠一直期待著別人來幫你滅火，別人來救援你，或是幫你保護你最重要的東西，而是平時就應該保護自己，並且，自己想辦法保護你最重要的東西、人民或國家。這個觀念非常地重要，而這個重要性，也曾從許多海外志工的的說法中的得到證實。
看完這個漫畫後，我突然恍然大悟：我的確不應該去做什麼，但是，如果可以的話，我可以告訴他們，他們必須要自己幫助自己才行。我的心結正式打開，則是出發前一天，我一邊在理髮店剪頭髮，一邊讀連加恩的書—我從來沒想到要看他的書過，可能是因為看他上媒體很多次，聽過很多次他的演講，他做了什麼都已經知道了，覺得不需要再看他的書了。而當時看連加恩的書，其實只是為了替自己再打一劑強心劑罷了，這樣說好像很嚴重，我不過就是跟著去打混罷了，又不是去服兩年的外交役，似乎不必要搞得這麼焦慮，但我只是想知道「做了那麼多事的連加恩」到底態度是什麼？結果，我看到一樣的結論。
從印度德里到達拉達克的第一站義診，我驚訝地發現，路竹會稍微改變了過去義診的模式（註），從過去為病人治病的短暫服務，到現在採取的是與當地醫生一起看診，並且一邊教他們醫療技術，讓他們學會新的器材與醫療觀念，最後，將醫療器材送給他們，讓他們學會作戰方法的同時，也有武器可用。這麼一來，這裡的居民不必再等待一年兩年的義診，也可以享受稍好的醫療服務，而且，路竹會也不需要在耗費成本在同樣的地點義診，而是去開拓更需要幫助的地區。
所以，幫助人的人不必然要是一種問題解決者的姿態，當然也不是救世主，但是，我們可以給他們自己保護自己，自己幫助自己同胞的觀念，給他們武器也好，提醒他們也好，最後可以讓他們自己付出心力或擔負責任，用符合他們自己文化、習俗的方式，來當自己同胞的英雄。當初，美援幫助台灣站了起來，台灣也可以伸出援手讓第三世界國家、地區自己站起來，自己站起來的力量是比軟弱地接受救助可貴的。今天，我們不應該對他們抱持同情，認為他們可憐、弱勢，應該抱持的是信心，他們是能夠解決自己的問題的，而我們自己也是。
此處節錄甘乃迪演講時所說的話：「你們當中有多少人願意為了美國和自由，在非洲、拉丁美洲或亞洲待個十年？你們當中那些未來要成為醫生的，有多少人願意待在迦納？那些要成為技術專家和工程師的，有多少人願意旅行於全球各地從事服務工作？我們是不是一個有競爭力的自由國家，就決定於你們願不願意將生命的一部份貢獻給這個國家。」
（我依然沒回答我做了什麼，國內義診我是發營養品，國外義診主要是幫忙拍攝工作，偶爾兼當密護掛號，或是打雜。去非洲呢～據說是要當庫房管理的，其實做什麼還不知道—總之，因為什麼都不會，到最後就變得什麼都會了。例如，醫學系的學生不會碰到牙醫工作，卻也當起牙醫助理來，醫檢師也可以當牙醫助理。不過這有什麼呢？連加恩都挖井、蓋孤兒院了，馬拉威的羅一鈞才是菜鳥醫生就可以在馬拉威開班授課了，藥師張幸運也在哥斯大黎加蓋起學校來。什麼都可以做，問題是要怎麼做？這問題太難，不是我去十天一個月可以想出來的。）
註：以往我並不覺得義診有什麼不對，尤其是在台灣，況且，在偏遠地區，醫生親自走到你家門口，應該是件很好的事，然而，此次印度行，與醫師們聊天，才發現這種義診模式以非主流價值而且容易遭受質疑，一個本文刊出時才正要當住院醫師的朋友說，其實醫療相當複雜，例如對慢性病患者來說，義診幫不了什麼。而參與多次國際義診及健康計畫的醫師也說，這不是主流的作法，現在的主流作法是醫療團模式，要深入，且時間長。這些質疑是出自於一個短暫的義診，可能破壞當地的醫療系統，當然，無法長遠幫忙也是最大的原因，儘管義診模式可以更深入偏遠地區，如同過去傳教士，還有慈濟的緊急救援系統。
我所參與的另一項非洲計畫的組織，則是屬於較主流的模式，建立一種長期的研究或是醫療計畫。也讓我開了另一種眼界。只是，到底應該怎麼做才是對的？我的認識還早，不便批評。但願我能有更深入的瞭解與觀察。
做了什麼或不做什麼--海外醫療服務之思考(1)
寫於2004.6.30
扯了一大堆後，終於切入正題了，那就是「我為什麼到拉達克」、「做了什麼事」。這個問題很難回答，而且，也是不能以一種旅遊似的嘻哈態度說說的，因為，我不是去旅行，不是去體驗異文化，而是去實踐自己骨子裡一直想做的事，儘管我可能沒什麼實際功用，但至少這是我的第一步。
這次到拉達克，是台灣路竹會第115次義診，我從台灣路竹會第一百出頭的（國內）義診開始加入，國外義診是第一次參加。參加的原因為義診地點是我夢想中的印度，而且花費時間短，更重要的是，我第一次參加國內義診時，就答應會長我會去印度義診，我這個人太重信諾，即便是會長可能已經忘記了，我還是覺得不能爽約—雖然後來從天上掉下一個去非洲一個月的計畫緊接在印度義診之後，讓我一度猶豫不絕想要放棄。
問題來了，什麼是台灣路竹會？這問題我已經回答上百次，卻也無法說清楚，它不是在高雄路竹，也不是教會組織，有興趣的人可自行上網查。總之，每當我被問這個問題時，心裡總會埋怨那個射手座的會長，沒事取一個號稱要讓人看不出搞什麼鬼的名稱幹嘛？不過，在此我仍要簡單地交代一下，它是台灣第一個國際認可的 NGO組織（慈濟於去年十二月成為台灣第二個被認可的NGO），這個組織每個月都會有國內偏遠地區的義診，每隔一段時間會有亞洲、非洲、中南美的義診活動，算是集合了大批的醫護人員到各個地區「勞動服務」，而這些平時被我們以為是月入斗金、吹冷氣看病的醫生們，竟也對這樣的顛波甘之如飴—在國內義診，可不會讓你住豪華大旅館的喔，多半是在學校、教堂打打地鋪就睡了，在國外，也只有在過境時會住住旅館，否則，義診地區多半偏遠窮苦，哪來的舒服旅館給你住呢？所以，常常我都會覺得這些人真了不起，儘管後來其實發覺這其實是很普通的事。
回到原話題。我在出發前兩週特別感到焦慮，因為我的日文課進度會趕不上，因為我從印度一回到台灣就得馬上趕赴花蓮參加論文計畫書口試，我沒辦法好好準備或跟口委聯絡，因為印度之後馬上又有個非洲行程長達一個月，等於我有長達兩個月的時間一切事情都要停擺，而我當時茲茲念念的只有我的日文課跟做不完的研究，還有其實不想離開漫畫跟日劇。
我當時很討厭自己，為什麼搞了一堆事情給自己煩？更氣自己竟然讓理想就被這種簡簡單單完全不需要著急的理由給壓倒了（不過，這些事情也都算是我的年度計畫）？不管我怎麼日思夜想，我的惰性總是勝過我的熱情，我抱持著最後一刻隨時反悔的心態，直到離開台灣前最後一次回花蓮。
當時在火車上，我讀了研一時就讀過了的「亞馬遜河溯源記」，那是一個中國時報記者跟著路竹會到亞馬遜河義診寫下的書，曾在中國時報上連載，我當時看還沒什麼感覺，但那一天，我光是看夏珍寫的序就開始在火車上掉眼淚，夏珍說原本當記者都有些理想，但不知不覺就被消磨掉，而這個記者卻能秉持著這樣的理想，吃著旁人無法想像的苦，完成了這些採訪……。我感動是因為，她也提醒了我一直希望自己不要忘記的熱情，也同時想到我其實一直很擔心自己什麼都做不了，既然做不了，又何必去窮攪和？從大學畢業到那一刻，我都仍覺得學新聞的一無是處，我並非否定我的同學及學長姐們，也非否定所有的沒體工作者，只是就我個人而言，唸新聞真的什麼都做不了，當記者也什麼都說不出，因為我那原始的小小的熱情，或者是個人的價值觀，讓我發現我的背景無法為我找到答案，這樣的惶恐直到唸研究所還是得不到解決，這是我個人的問題，所以，我必須靠著所有的實踐來肯定自己，尋找自己。
但在非洲醫療團的台灣醫師，還有慈濟參與國際救援的醫師並沒有因為我的背景，認為我做不了什麼，反倒是聽到我人類學及新聞的資歷而頻頻說：「那很好那很好，你一定能夠發現問題，不要緊張，不要太想要做什麼，什麼都不需要做，你只要觀察就好，而你最會觀察了！」他們一直跟我強調，積極介入不是好事，保持著觀察、發現問題的心就相當可貴。也許因為他們的話，還有這本書的閱讀，我開始慢慢收回那差點要放棄的心，重新思考如何調整自己的步伐。然而，我還是沒辦法告訴自己：我是誰？我去做什麼？
（續）
星期三, 2月 14, 2007
用「正名」來換虛名
我忘了到雲南之前的新聞都報些什麼了，也許是王又曾的新聞吧。
然後我自以為可以和台灣的政治歷史新聞暫時道別一下--因為我自以為是地決定保持緘默，打算拒絕任何中國人挑起的政治話題。沒想到，在雲南的第一天，我就遇上了個韓國女大學生，我的雙腳還沒站穩那塊土地，就大談台獨話題了。也因為這個經驗，讓我覺得很慚愧，為包含我自己在內的台灣人的狹隘感到慚愧。特別當那個23歲的小女生清楚地告訴我「台灣是一個國家，我們歷史課本裡都是這樣子說的」之時，我還努力想一下：那我們的歷史課本怎麼講韓國？
這整段故事，容我之後再說。我總是對這個韓國女生的「台獨」思想感到好笑，他不服氣地抓來另一個韓國男生來向我證明：「對我們韓國人來說，台灣是有主權的獨立國家，我們的課本都是這樣說的。不是一個國家，為什麼92年我們的政府會和你們斷交呢？外交，是國與國之間的事務啊。」這兩個韓國人又接著說，他們知道斷交這件事讓台灣人不喜歡他們，可是這是政府的決定，因為當時的國際情勢如何如何...。
我看著這兩個韓國人試圖以不太流利的漢語，在酒吧裡對我「主張」台獨，聲音越來越大到讓我緊張地說：「小聲一點！這是公共場合。」我那時候覺得他們真的很可愛，也很感慨，他們是二十出頭的大學生，認真學著週邊國家的語言，了解東亞這塊地區的國際情勢與歷史糾葛，認真地跟我陳述著日韓之間的愛恨情仇，也跟我說韓國和中國之間的矛盾。當我又拿出我的一百元新台幣時，他們可以辨認鈔票裡的人物是孫文。他們問我民進黨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關係...。
台灣呢？不要說台灣的大學生，不要說二十歲，說三十歲、四十歲...，不要說東亞的政治與歷史，不要說中國的政治與歷史，我們可能連我們自己和日本之間的關係，中國之間的關係都搞不清楚。國際觀，不是比賽誰的英文流利，是比賽誰願意多了解誰。
我不是質疑他們，而是太驚訝了。我說：「日本人都不知道台灣是什麼了！」他們不以為然地說：「日本除了自己，又願意去認識誰呢？」我小聲地在心裡說：「台灣也是，而且台灣可能連自己都不認識。」
第二天，我遇到個日本人。不曉得是不是我臉上寫著「政治」，我們的話題竟然也扯到了台灣政治歷史，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這好像是我出國旅行的宿命。西方人或許不能夠了解，但是，我和東亞國家的朋友總能持續深入討論這些事情。幸運的是，中國的朋友非常有默契地不談政治。除了一個北京的大學生問我台獨思想是不是很盛？「看怎麼定義台獨，如果說盛的話，那我應該也是台獨份子了吧。」我一邊咬著分明就是台製的漢堡，一邊緩慢地說。那時候我已經快離開雲南了，忍不住想：「為何我這趟旅程，以台獨開始，又以台獨作終呢？」
在香港機場時，我開始思考旅行這段時間的觀察感受，卻也沒有忽略掉香港機場繁忙的航線與繁榮之感。相較於桃園機場的冷清，從香港，感覺到了一個以航線、旅客描繪出來的小型經濟世界。我不禁深深感慨了解商人對於三通的迫不及待，感受到一種西進的力量。
諷刺地是，回台灣的班機上，迎接我的新聞是「正名」。
由於氣候問題，航班被打亂，所以我有將近一整天的時間耗在昆明和香港機場，中飛港，港飛台的飛機上，想了好久這些問題，感覺到台灣以一種類似黑洞的力量方式，朝自己的肚臍眼縮進去，縮得越來越小，看不到別人，看不到亞洲，看不到世界。只看自己....的肚臍眼。然後，我就被飛機上每個人攤開來看的報紙上的標題擊潰，到一種非常無力沮喪的地步--當然，我也累了。
正名的理由，非常簡單，就是歷史和國際。回到清朝時期的「歷史」，並以台灣的「商標」邁向國際。很有道理，但也非常好笑。
我先說，我樂意以台灣之名的東西，樂意清楚彰顯我所居之地的這個清楚的認同。
但是，若不談什麼選舉目的，拼政績，浪費納稅人的錢之類的話，當一個韓國大學生能夠清楚表述台灣是個主權獨立國家之時，能夠用歷史來論述東亞政治關係之時，我們的政府以「歷史」之名告訴我們，清朝時期，我們的郵政的標記就是「台灣」。清朝？！清朝治台的沈葆禎、劉銘傳誰派來的？好個「歷史」，好個去中國化。不思透過各種實質的方式，藉著國際交流討論，和鄰近國家的交合，來浮現台灣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主體性，而是以歷史之名自清。連韓國大學生都不如。還敢講國際？沒有實質內涵的「台灣」商標，不和中國搞混，難道就不會和泰國搞混？
老子（不是長輩那個老子，是道家那個）就跟你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了。總統的同鄉，賦予「台灣」這個名號實質內涵的那個大導演拍的那部大片，也已經跟你說了「一切都是虛名」。不懂老子，不看李導演的電影，不想和華文太熟，也沒有好好讀書，就不要假裝自己很有學問。捨本逐末的正名，還是虛名。
所以，這就是你們執政八年想要留的名？
就貼在你們的肚臍眼上吧。
（情人節在這個部落格貼這篇實在很不健康，不過誰叫無名維修，我別無選擇）
p.s 這個改名的漫畫有好笑到：改來改去，就是為了改運啦！
星期日, 1月 07, 2007
旁觸霧社事件（7）：關於霧重雲深之下
皇民化運動的風潮，讓他們也想追隨父親「報效皇國」，投入戰爭中。無奈，大東亞共榮圈的期待未果，日皇於昭和二十年（1945）接受波茨坦條約，宣佈投降，戰爭停止。根據開羅宣言，台灣收復，重回祖國的懷抱，讓台灣漢人歡欣鼓舞，但對於佐塚愛祐與下山治平的孩子來說，「祖國」又是再一次的迷惘。
他們無法回日本，因為母親被日本父親拋棄，因為母親是泰雅族人，因為母親有黥面。母親無法接受拋棄他們的日本，深恐到了日本會遭受更大的污辱。於是，帶著日本及泰雅血緣的他們，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下，在漢人主導的社會中，又是因為族群差異，又是因為語言隔閡，他們繼續坎坷前進。被歧視、排擠，找不到生存的空間，剩下的，除了酒，就是酒。
當然，這之中，還經歷二二八事件，幫助謝雪紅等人，對於台籍日軍的威脅，進入公家單位，改漢名，加入國民黨。就是台灣近代史的參與者。
昌男的長子征雄，因為自己的命運坎坷，酒後會高喊著：「我是日本人，我是泰雅族人，我是台灣人，我是中國人。」然後繼續哭著說：「我都不是，我是泰雅族的棄子，我是日本人的孤兒。」然後不停地喝。
征雄這個名字，夾帶著對他父親征戰南洋得勝的期待。在他的宿命裡，希望他能揚眉吐氣，光耀門楣，「即使這個門楣是烙印著菊花與黥面標記，但這個正字標記被小米酒污穢了，被現實的台灣社會擊倒了。」征雄長期酗酒，因為肝硬化去世。
征雄的弟弟輝雄，投身軍旅，表現良好，卻遭人嫉妒。遭陷害後，心神不寧，求職之路不順，精神失常，投濁水溪自殺。下山宏與佐塚豐子的獨子，也因為夾在多重社會的複雜身世下，每天酗酒，後來醉死在埔里。昌男自己也因無法適應漢人社會，因為語言隔閡，屢遭挫折，鬱鬱不得志，酗酒，中風。
直至後來，亞娃伊及昌雄等人，都被接到日本照顧。雖然是他鄉，但是，他的父親的墳墓在此，其他家人也在此。雖然離開熟悉的土地，但和家人在一起，亞娃伊終於嚐到好久不見得家的滋味。
平順的生活，應該是一個人最基本的心願。但是，被捲入歷史的這家人，連最基本的認同和生存權利都沒有，他們有三個名字，有三個國族，被迫說好幾種語言，沒有一個是自己能夠選擇的，也沒有哪一個接納他們，而他們也找不到認同，只有飄零的根。
如果我們不把人的生命故事，拿出來個別看，只是停留在一種對立的框架中，就無法知道歷史造成的「業」，社會的「業」，還有更多我們難以發現的角落。然後，我們也會被強迫置入一種對立當中，不知不覺被箝入一種莫名所以的意識形態對抗中。
與其夸夸談正義，談歷史，談人權，談公平，不如細細描述、體會、挖掘人生命故事當中的各種五味雜陳。因為這些滋味都沒有標準，只有時空之下的發生。他們沒有框架，只有真實體驗之中的存在。
這是我學會重新看霧社事件的開始。
（待續）
旁觸霧社事件（6）：關於霧重雲深之上
這篇報導文學得到報導文學首獎，評審柏楊的意見是：「家國劇烈的改變，老中青三代嬗遞，各自負擔各自命中注定的重擔，這重擔與生俱來，在狂風暴雨的時代中，每個人都身似一葉，不能自主，榮華富貴來得窩囊，貧窮卑賤來得突兀，都和她們的善惡無關，這種史詩，恰是莎士比亞型的悲劇架構，讀者明顯的體驗到無力感，了解時代就是命運，在時代與命運支配之下，個人活動的空間極其有限。」從柏楊的評語當中，我們可以知道，這篇報導文學談的不是嚴肅的歷史，而是透過個人的生命經驗，回頭看這起歷史事件之外，被忽略的人的故事。如同故事中的第三代所說的：「我們的家史，是一部被塵封在底層的台灣歷史。」
於是，十九歲的我，讀了這篇文章，開始學著從一種政治經濟壓榨殖民霸權文明利用國族勢力衝突族群隔閡鬥爭以外的，當事人，小人物，他們的視角，看到過去那段歷史沒有談論，沒有顯現，沒有注意的一群人，還有他們夾存在國族認同與台灣政權更迭之中，那無法咆嘯哀號的悲劇生命。淹沒在台灣山林裡，淹沒在濁水溪裡，淹沒在小米酒的嗆人酒氣中。
故事主要鎖定霧社事件發生時最高主管佐塚愛祐的後代，他們是佐塚愛祐在「和親政策」下，與白狗群馬西多巴翁社總頭目泰目.阿來的次女亞娃伊.泰目結婚所生下的小孩（佐塚愛祐也因此得以順利使用各種以夷制夷的策略）。其中，長男佐塚昌男娶了下山治平的三女下山靜子，次女佐藤豐子嫁給了下山治平次子下山宏。下山治平也是日本警察，奉命娶了馬力巴群總頭目道雷.亞猶的長女貝克.道雷為妻，生下二子三女，後來拋棄泰雅族的妻兒，帶著日籍妻兒回到日本。
霧社事件時，佐塚愛祐戰死，亞娃伊因此精神錯亂，他們的孩子不被族人認同，也無法被日本人認可，他們在皇民化運動後為日本打仗，打完仗，台灣的政權變成中國來台的國民黨政權，他們必須進入漢人的社會，仍然不被認可。於是，他們在族群間、社會間，國族之間，都沒有一席之地。後代不是酗酒而死，就是自殺。
鄧相揚寫著：「他們（四人）都是泰雅族人與日本人的婚生後裔，不管是泰雅裔日人，或是日裔泰雅人，他們長期遭受同族或異族的歧視，在一生中皆背負著兩族文化差異的包袱，承受著大和民族與泰雅族給予的歷史宿命。」
「他們自懂事開始，就沒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國籍與族群認同，他們每個人都有三個名字：泰雅名、日本名、漢名，三個姓氏代表經歷三個年代，他們的命運就隨著台灣政權興替的脈動改變，有如原住民族群經歷過激盪的歷史。」
這樣的故事起頭，隨之而來的是更真實的生命故事。佐塚愛祐戰死霧社，被日本認為理蕃工作失敗，當然，對國民政府來說，佐塚愛祐是日本人，是殖民者，是引起霧社事件的禍首，不可能去談論他對於幫助原住民「文明化」的「功績」。佐塚豐子說「歷史記載總是不實，無論日方或是台灣政府的記載，都將所有的罪過推給我的先父佐塚愛祐，反正他死在事件現場，他不會辯駁，佐塚家族被歪曲了六十多年，造成的無限傷害我們都承擔下來，我們一生對得起日本人，也對得起泰雅族人。」
子女們認為，佐塚愛祐應該要負責沒有錯，因為他是最高主管。可是，當時警察要管的事這麼多，底下的人那麼多，管得地區那麼大，「各族群間的語言不能相通，警察政治不沿用日本的各種民法與刑法，賞罰都憑警察的喜惡，霧社事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因此，「文化的差異與族群的隔閡，所導致的誤解與仇恨是造成霧社事件發生最大的淵藪」日本人用自己的文明貶抑了泰雅族人長期根深蒂固的風俗，因為要革除「陋習」，就產生了對立與仇恨。下山宏說，如果當初能夠用潛移默化的方式進行就好了。
佐塚愛祐死後，遺骸被他的弟弟隨同他的長女祐和子帶回日本。留下其他「混血」的子女，繼續背負著這些歷史的「業」，開始了他們身不由己的悲劇般的故事。悲劇的發生，仍然因為族群。
（待續）
星期五, 1月 05, 2007
旁觸霧社事件（5）：探索歷史，拒絕簡化
前幾天看到這則新聞，忍不住搖頭：你看，平地人（漢人）就是這樣。一個歷史事件，難道只能夠容許一種聲音，一種經驗，只能用一種論述來還原、建構嗎？「外省人欺壓本省人」是一種經驗感受，難道「語言隔閡引發誤會」就不能是經驗感受嗎？
不談歷史這麼大的東西。今天，若發生一起集體打架傷人事件，進了警察局，然後，受傷的人告打人的人，進了法院，上了法庭。發生事情的當下的動機、過程，經過警察局筆錄，再透過法庭審訊，中間會出現多少因為個人經驗感受不同所作出來的陳述？檢察官起訴，法官斷案，律師辯護，難道不會因為各自「執法」立場不同，選擇性的為當事人辯護？我學刑法時，知道，「罪」的成立，必須有構成要件，而六法全書羅列了「成罪」的構成要件。雖然有構成要件，還是要因為各種加加減減的動機、情有可原、「諒及...」來做出一個「剛剛好」顧及情理法的判決。
所以，一個發生不久的事，都需要層層琢磨，一起歷史事件，怎麼能夠輕易被論斷？我可以尊重你的史觀，你的詮釋角度，但你不能夠輕易否定我的史觀與詮釋角度。台灣社會的紛亂，就是將歷史政治化，而不是將歷史當成經驗。過去的衝突，沿襲到今日變成政治衝突。過去互不了解，現在變成「不願傾聽」。一樣的事情。不是誰聲音大，誰比較有權力，誰就可以駁斥別人的經驗觀點。一個賣煙的阿桑，在那個爆發衝突的當下，他的經驗就是賣煙時的「雞同鴨講」，你要叫她拿到族群、政治層次，是不是也太強人所難了？所以，林江邁、他的女兒的經驗觀點，也需要被說出來--雖然影像工作者會再一次建構，加入自己的「陳述」方式。所以，歷史是透過不同型式被呈現，透過不同的紀錄建構出來的。
（寫上面這一段～似乎要有繃緊皮的心裡準備）
回到霧社事件。這個歷史理解難度遠高於二二八的原因在於，它還牽扯到我們不容易理解的賽德克文化、歷史，賽德克人的經驗想法，同時，從日治到抗日，到「二次霧社事件」（有人不同意這樣的歸類），到皇民化運動學日文改日名把自己當成日本人，再到國民政府的治理、漢化、改變，再到現在的原住民意識興起、正名、要求自治...，所以，從今天回去看這麼一連串因為政治力量扭轉的歷史軌跡，失去的環節更多，無法拾起的碎片更多，建構更多。
以花岡家族集體自殺為例。被日本人選為模範番童的花岡一郎、花岡二郎在霧社事件發生後，帶著一家大小到山裡自殺。花岡一郎先殺了妻子及剛出生的小孩，然後以武士切腹的方式自殺。花岡二郎先殺了家裡的人，幫他們臉上蒙布，再以賽德克人的方式上吊自殺。自殺時，穿著日本和服外套賽德克傳統衣服，並且攜帶番刀。原本日本人以為花岡一郎、二郎為霧社事件當事人（此事至今仍是謎）批評他們背叛，看到他們自殺的情形，發覺他們懂日本的「義理」精神，才覺得佩服。但是，花岡一郎、二郎的角色、舉動，至今仍難以解讀，但可以想像的是他們心中極強的矛盾。
漢人，素愛以二分法來區分事情。忠，不忠，孝，不孝。有著賽德克靈魂、生命的花岡一郎、二郎，深受日本栽培之恩，也明白日本現代化教育的優點，他們一心想「服務族人」、「幫助族人」，最後卻陷入這個大難題當中，為了「忠」及「義理」，他們選擇了可以交代的方式離世。當然，這是一種比較理想的詮釋。人和自己的文化、社會、生命經驗中間衝突的矛盾，不是當事人，恐怕都難以體會，也很難給予一個論斷的形象結論。
然而，不同的社會、政權，卻給他們不同的評價辯論，日本人原視為叛徒，後感佩他們的大和魂。國民政府將一郎入祀忠烈祠，卻引來他們是「傾日份子」的否定批評。他們不斷被「忠」、「奸」評價拉扯，彷彿只能在此間存在。
在鄧相揚的「風中緋櫻--霧社事件真相及花岡初子的故事」中就寫到：「當一個人面對生與死的抉擇時，激起生命極端之矛盾與痛苦的人，莫過於至今仍飽受忠奸爭議糾纏的花岡一郎、花岡二郎，他們兩人的自殺正是所謂「花岡精神」的極至表現。」（鄧相揚，2004：160）
但是，這就是歷史好玩之處，當社會亟欲以樣板化的形象，簡化的分類來化約一件事，一些時，我們還是可以繼續探索，透過各種方法、接觸，來找出新的詮釋與解讀方法。
所以，我們要一定提醒自己，不要被這些激化的對立、衝突，政治化的歸因、論述所限制住。
（待續）
星期四, 1月 04, 2007
旁觸霧社事件（4）：中斷，談書寫觀點
因為Portnoy把「旁觸霧社事件」系列文章收入黑米，linau提出了他的看法如下：
後來讀到霧社事件時，也為這規模龐大的抗日事件所震憾；再深入瞭解，又為當時先祖所 伴演的角色所惑。其實在那個年代，這個話題一直是禁忌，無人敢觸碰，就是家裡人也從不曾提及。
直到在1979年初，在打狗與一親日番後人聊及，才知道Doda與Dgdaya之間的確有矛盾存在。這個觀念，直到另一本口述史再提及，又印證了在川中島所聽聞的故事，這本書就是「Kumu Tapas 部落記憶-霧社事件的口述歷史 翰蘆 2004」，裡面的口述人多是熟知之老人，只是他們從未隨便胡亂述及。
那個事件，包括了至少六個社的勢力者或意見領袖，他們的心聲被Mahebo的意見領袖所簡約消音；致從未有任何題材來以另一角度去詮釋這個事件？
且未有人強調，味方（親日）番又以何種觀點看待事件的發生？急切於啟動二次霧社事又基於什麼因素？
再來是一再強調了「霧社事件」，那麼誰是最大的受益人？很顯然，真正親日與抗日者都不是。就像強調了「靖國神社事件」，只有讓當時參加「高砂義勇軍」者不論生還與否？會瞭解到他們之被利用，而並未被真正關心。
其實我在網路上也看過同樣的質疑：「二十元硬幣上的莫那魯道」。我非常珍惜不同觀點、聲音，讓事情的拼圖可以慢慢貼上補足，我們對於歷史的想像與社會的看法也曾能更充足。但是，書寫必然都有經驗背景和立場。因為想補足這些意見，所以，繼續書寫前，必須要先談我發展這系列書寫的立場觀點，讓這類書寫的視角清楚一點。
首先，我是個閩南漢人，台灣社會的族群分類之本省人。我的祖先，是那群先奪取原住民土地、將之驅逐到山上，然後成為「台灣主體」的中國移民。而我受到的教育，是黨國的國民教育，主體是更晚來到台灣的中國移民，將台灣海峽那邊的思想、史觀一併移到這座島嶼，在思想文化層面，再一次以中原文化「鋪」上台灣。無論那一種「主體」，我都可以自然融合的，但這卻限制了我對台灣與台灣歷史的認識想像。所謂的漢人中心、本位主義，是牢不可破的。
而我現在所談的歷史事件，是被許多社會文化層層建構，再分頭詮釋的：國民政府、日本政府、台灣原住民、賽德克人、霧社事件遺族、文史工作者、影像工作者，味方蕃、甚至是被強迫遷移離開川中島的漢人，他們都有話要說。要打破單一論述偏見的方式，就是讓他們把話都說出來。並且，同樣一個歷史事件，原就有不同參與者夾帶自己文化經驗介入的詮釋觀點。對我而言，我就是一個學習重新站在原住民視角看歷史的漢人。
我對霧社事件了解的起點，先是課本，再來是鄧相揚老師的書。鄧老師的書寫，從莫那魯道等六大社的角度出發，也有拉進味方番及日本人的故事。很多歷史紀錄的工作，其實持續進行者，當台灣主體觀越來越強時，原住民的聲音或許可以越來越釋放，我們對歷史的了解也能越來越清楚。
其次，我並非真正參與調查的文史工作者，僅僅是參加活動，而進入歷史現場，然後觸發許多感觸，這些感觸是一個文化強勢的漢人的感觸，也是一個人類所畢業生站在人類學觀點進行的重新詮釋。人類學並不是嚴謹的科學，它強調的是承認自己的文化背景，「置入其中」，試圖同理，而後將它轉譯成自己文化可以接受理解的語言。所以，雖然我所學不精，但仍試著拋出人類學領域對於文化歷史的論述方式。這是我「推廣人類學」的使命感作祟。如同我說的，人類學的研究正是想理解文化差異與衝突，而這個社會太多衝突，卻未見人類學者的聲音。小毛頭如我，趁著書寫，夾帶這樣的理念。
最後，我仍要強調「人觀」。集體記憶是一種，大架構的歷史論是一種，但是，貼近個人生命經驗也是一種讓人學著從個人的角度同理。霧社事件的當事人幾乎都不在人世，他們的後代的詮釋方法，也未必和他們的祖先相同--尤其中間還經過皇民化運動跟國民黨教育的洗禮。複雜的事件，論述的角度也很複雜，這就是我們為何要質疑台灣和日本課本片段簡化的原因。因為不同意簡化，所以，要了解、書寫與討論。
我選擇的，仍是由自身經驗接觸得來的感想。這中間，自然漏失了很多東西，但我想，這次接觸與思考的經驗，絕對是未來再面對這些口述資料或歷史紀錄的很好的根基。
Gramsci說，要讓老百姓的故事變得重要，就必須把它放在賦予其豐富性的權力和意義的世界脈絡下。我關心的是「老百姓」，所以不得不把「霧社事件」的架子搬出來，從這樣的一個歷史事件中，來回頭看待社會。再吊個書袋：因為人類學所描繪的對象不只限定在空間，也著重時間，這不僅因為歷史是社會在時間中的開展，也是因為社會是歷史的制度形式（Sahlins 1985:xii）。
再更深入的討論，可以扯到傅科的言說、歷史等相互構成的討論。不過這樣太累了～（喘氣）
（待續）
P.S：其實，不過就是去跨個年而已嘛....（泣）
星期三, 1月 03, 2007
旁觸霧社事件（3）：真正的人
很多人都說（霧社事件）是為了生存而戰，其實我們是為了死亡而戰。」部落裡的某個人這樣子說。
在日本的高中教科書中，把霧社事件歸因於原住民對對勞役的不滿與歧視，殺死了日本人，而日本出動軍隊鎮壓。其他的，一個字都沒有提。包含，是「抗日運動」中死亡人數最多的。包含，日方使用了毒氣之類的生化武器攻擊賽德克人，還請法醫來解剖，震驚國際社會。對日本來說，霧社事件就是殖民地人民單純不爽的行為。而台灣的歷史課本則直接劃為「抗日運動」，對於漢人來說，霧社事件是國族主義的對抗。但是，對於當事人來說，霧社事件是什麼？
族群的問題，從來就是文化的問題。就是在不互相了解之下產生的衝突、誤解。「天馬茶房」裡，紐承澤演的外省人進入台灣人之中，那種語言不通、環境不熟的戒慎恐懼，差點擦槍走火的衝突，讓我印象深刻。細讀霧社事件相關史料，不難發現殖民者自以為是的中心思想，導致更深的文化衝突。漢人是漠視，日本人是干預。。
包含「敬酒風波」、「聯姻政策」在內，都在一種文化不解的狀況下，造成讓人無奈的創傷。日本人不了解原住民的天真熱情，把善意的敬酒曲解成污辱。日本人不了解賽德克人對於婚姻的重視，還有對女性親友的愛，而輕易拋棄娶的妻子，或是一連娶了好幾個妻子。這些沙文的，自以為文明的態度，是對別人文化深深地傷害。
更深的傷害是，強迫原住民廢棄自己的文化。禁止他們持槍打獵，禁止他們紋面，禁止他們出草。所有的禁止，都是因為把這些文化行為等同於「野蠻」--凡非我族的，皆是野蠻。（西化的日本，也揚棄了自己原本文化中被視為野蠻的部份）
開始有很多文史工作者、影像工作者，透過田野訪談的方式，找出霧社事件的原因，還有探討賽德克人文化及反抗的核心。不論是「風中緋櫻」或是未能完成拍片計畫的「賽德克巴萊」，他們的理念都是傳遞出賽德克原有的文化精神：他們是為了gaya而戰。
gaya是一種很難以定義詮釋的賽德克文化核心，可以說是他們的祖靈，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宇宙觀。
賽德克（Seediq）是人的意思，而巴萊（Bale）是真正的意思。所以，seediq bale是真正的人的意思。對賽德克人來說，要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女性要會織布，被認可後紋面。男性要能夠打獵、出草，被認可紋面。這才是「人」。紋面的人，才是成人，才能結婚有後代，沒紋面的，就是小孩。也只有紋面的人，才能經過彩虹橋，才能憑藉著臉上的記號，和祖先相會。沒有紋面，祖先會找不到，也沒資格過彩虹橋。
同時，也要勇敢，無懼，不做壞事，品行好，才能經過彩虹橋，不然，就會跌入深淵當中。也就是說，透過這樣的文化邏輯，檢視這個人，是不是一個「人」。
以人類學的概念來說，這是「人觀」。透過人的觀點概念，來連結社會組織、生活與人的關係。也就是必須進入文化邏輯當中，才能理解這個文化對於人與社會的連結概念，社會運作的法則（如男人打獵，女人織布）。這是為什麼全世界的人類學家都試圖理解傳統部落與原住民文化的原因。為什麼談文化相對觀，為什麼直接駁斥各種二元對立觀點的理由。
日本人認為反抗，漢人認為抗日。對於莫那魯道及賽德克人來說，他們捍衛的是他們身為人的尊嚴，價值，與存在。曾經見試過日本帝國偉大的莫那魯道，曾經不願反抗，他說，「日本人比森林裡的葉子還多，比濁水溪的石頭還多。」明知道勝利很難的莫那魯道，為什麼最後願意奮力一博？因為，他必須要當個「真正的人」。
對我這個台灣漢人來說，日本文化也充滿著我無法理解的部份，例如對於天皇的效忠，切腹的行為。但日本人以他們獨特的文化方式，實踐他們作為一個大和魂、日本人的理念。他們祭拜神社，相信萬世一尊...。都是和漢文化不同之處。雖然不能理解，但，那是他們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宇宙觀，自己的信仰。
同樣的，賽德克人不論是出草、紋面，都是實踐自己的文化和宇宙觀的方式。因此，莫那魯道等人發動霧社事件，不是因為要過好日子，不是為了生存，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是直接想要面對他們的死亡，透過死亡，證明他們活著的信念與價值。
如果拋棄文化，不談人觀，永遠就在偏狹的國族對立、文明偏見中，繼續在仇恨對立當中輪迴。
（待續）
附錄：
1.賽德克巴來的預告影片。
2.許願池上的彩虹橋
3.《餘生》之後
在日本的高中教科書中，把霧社事件歸因於原住民對對勞役的不滿與歧視，殺死了日本人，而日本出動軍隊鎮壓。其他的，一個字都沒有提。包含，是「抗日運動」中死亡人數最多的。包含，日方使用了毒氣之類的生化武器攻擊賽德克人，還請法醫來解剖，震驚國際社會。對日本來說，霧社事件就是殖民地人民單純不爽的行為。而台灣的歷史課本則直接劃為「抗日運動」，對於漢人來說，霧社事件是國族主義的對抗。但是，對於當事人來說，霧社事件是什麼？
族群的問題，從來就是文化的問題。就是在不互相了解之下產生的衝突、誤解。「天馬茶房」裡，紐承澤演的外省人進入台灣人之中，那種語言不通、環境不熟的戒慎恐懼，差點擦槍走火的衝突，讓我印象深刻。細讀霧社事件相關史料，不難發現殖民者自以為是的中心思想，導致更深的文化衝突。漢人是漠視，日本人是干預。。
包含「敬酒風波」、「聯姻政策」在內，都在一種文化不解的狀況下，造成讓人無奈的創傷。日本人不了解原住民的天真熱情，把善意的敬酒曲解成污辱。日本人不了解賽德克人對於婚姻的重視，還有對女性親友的愛，而輕易拋棄娶的妻子，或是一連娶了好幾個妻子。這些沙文的，自以為文明的態度，是對別人文化深深地傷害。
更深的傷害是，強迫原住民廢棄自己的文化。禁止他們持槍打獵，禁止他們紋面，禁止他們出草。所有的禁止，都是因為把這些文化行為等同於「野蠻」--凡非我族的，皆是野蠻。（西化的日本，也揚棄了自己原本文化中被視為野蠻的部份）
開始有很多文史工作者、影像工作者，透過田野訪談的方式，找出霧社事件的原因，還有探討賽德克人文化及反抗的核心。不論是「風中緋櫻」或是未能完成拍片計畫的「賽德克巴萊」，他們的理念都是傳遞出賽德克原有的文化精神：他們是為了gaya而戰。
gaya是一種很難以定義詮釋的賽德克文化核心，可以說是他們的祖靈，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宇宙觀。
賽德克（Seediq）是人的意思，而巴萊（Bale）是真正的意思。所以，seediq bale是真正的人的意思。對賽德克人來說，要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女性要會織布，被認可後紋面。男性要能夠打獵、出草，被認可紋面。這才是「人」。紋面的人，才是成人，才能結婚有後代，沒紋面的，就是小孩。也只有紋面的人，才能經過彩虹橋，才能憑藉著臉上的記號，和祖先相會。沒有紋面，祖先會找不到，也沒資格過彩虹橋。
同時，也要勇敢，無懼，不做壞事，品行好，才能經過彩虹橋，不然，就會跌入深淵當中。也就是說，透過這樣的文化邏輯，檢視這個人，是不是一個「人」。
以人類學的概念來說，這是「人觀」。透過人的觀點概念，來連結社會組織、生活與人的關係。也就是必須進入文化邏輯當中，才能理解這個文化對於人與社會的連結概念，社會運作的法則（如男人打獵，女人織布）。這是為什麼全世界的人類學家都試圖理解傳統部落與原住民文化的原因。為什麼談文化相對觀，為什麼直接駁斥各種二元對立觀點的理由。
日本人認為反抗，漢人認為抗日。對於莫那魯道及賽德克人來說，他們捍衛的是他們身為人的尊嚴，價值，與存在。曾經見試過日本帝國偉大的莫那魯道，曾經不願反抗，他說，「日本人比森林裡的葉子還多，比濁水溪的石頭還多。」明知道勝利很難的莫那魯道，為什麼最後願意奮力一博？因為，他必須要當個「真正的人」。
對我這個台灣漢人來說，日本文化也充滿著我無法理解的部份，例如對於天皇的效忠，切腹的行為。但日本人以他們獨特的文化方式，實踐他們作為一個大和魂、日本人的理念。他們祭拜神社，相信萬世一尊...。都是和漢文化不同之處。雖然不能理解，但，那是他們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宇宙觀，自己的信仰。
同樣的，賽德克人不論是出草、紋面，都是實踐自己的文化和宇宙觀的方式。因此，莫那魯道等人發動霧社事件，不是因為要過好日子，不是為了生存，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是直接想要面對他們的死亡，透過死亡，證明他們活著的信念與價值。
如果拋棄文化，不談人觀，永遠就在偏狹的國族對立、文明偏見中，繼續在仇恨對立當中輪迴。
（待續）
附錄：
1.賽德克巴來的預告影片。
2.許願池上的彩虹橋
3.《餘生》之後
旁觸霧社事件（2）：是抗暴，不是抗日
「我們不恨日本人啊，怎麼說，那就是上一代的人的事...你看，我們那邊（比一比客廳）還有東京來的日文老師...。那是以前的事了。我們原住民分得很清楚的。哪像你們平地人，吵來吵去，恨來恨去，有什麼好吵。二二八，本省人不跟外省人結婚，結果外省人都來娶我們原住民...。」跨年之夜，喝了酒的直爽部落「大老」，劈哩啪啦講了一串他對霧社事件的看法。當年，他唸台大時，參與了將莫那魯道的遺骸，從台大送回霧社（註），他也參與了許多霧社事件、賽德克的口述歷史與文史紀錄。霧社事件發生時，他還沒出生，但是，身為霧社事件遺族，他並不想被上一代的仇恨影響，他只說那是在那個時代發生的事。
原住民是很率真的，不愛說場面話，所以，每次聽他們說平地人如何如何，我都會面帶愧色。特別是這個有意義的跨年之夜--2006的平地人，真的都吵翻天了。身處在鼓動仇恨、批鬥罪惡的漢人社會，身為一個這樣的平地人，我還是只能慚愧。
這次跨年上山，在清流部落和霧社事件遺族一起跨年，又是另外一種霧社事件的重新認識。。
霧社事件發生後，日本人為了方便控制西賽德克的幾個部落，將僅存的霧社事件298名生還者遷移到川中島--北港溪與眉原溪交會處的一個沙洲，也就是現在的互助村清流部落。由於和霧社的地勢、氣候不同，很多人得到了瘧疾，也有很多人因為遭受重大的傷痛，憂鬱自殺。現在留在的清流部落的賽德克人，都是這僅有的生存者的後代。包含，莫那魯道領養的女兒張呈妹。
每年新曆年、5月6日遷村紀念日還有10月27日霧社事件紀念日，都是清流部落的重大日子。他們都要舉行儀式。我們因為與他們跨年，而參與了他們的祭祖儀式。其中一個代表人就是張呈妹（Lubi Mahung）。祭祖儀式在「餘生紀念館」前進行。當年參與霧社事件的六個社，各派出一個代表參加。獻花、獻果、獻酒、祝禱。儀式以賽德克語進行，但，也有日語。
清流部落還保存蠻多日治的遺跡，包含種植稻米的經濟活動。過新曆年的習慣。部落的老人多少會說日文--只是看他們高不高興說。由於他們被日本人隔離，土地被「親日番」拿走，原有的經濟生產活動被剝奪，什麼都失去了的清流部落，只好「用功唸書」。因此，這個部落有相當高的人口比例任職軍警與公務員，隨便和我們聊天的長輩，都是台大、師大畢業的--也因此，團員隨便就可以認學長。
我覺得，這個部落裡不是不在乎霧社事件，不是真的忘掉「仇恨」，只是，他們懂得用自己的方式放下、詮釋、了解。
大老劈哩啪啦的說著這一段故事，從馬關條約開始到現在，談人止關、談以番治番、談日本人對他們的污辱...，在營火朦朧中上歷史課，讓我們也記了許多年代數字，還有從他們的觀點來了解。「以前平地人怕我們，所以清朝沒有統治我們。」大老說，日本人一來進行的政治統治，強制改變了他們的文化、習慣跟生活，一些年輕人血氣方剛，想要抵抗。大老說：「歷史課本說我們原住民抗日，我們不是抗日，我們是抗暴。」大老的形容非常直率有趣，他說，就像是別人打你，你也要打回去一樣，很自然啊。
「其實日本人很多制度沒有不好，但是，一些執行的人真的很壞，下面做事的人很壞。」大老也沒有把問題放在政治上頭，放在「人」上頭。不以人廢言，比起很愛貼標籤的「文明人」--漢人或日本人，很愛用鼻孔瞪人的「大國人」，原住民更顯得文明知世。
也許，因為他們有很深厚的宇宙觀--對人，對物，對生命，對生態，對天地鬼神，對自己。這大概是人類學的原住民研究，研究百年，還可以繼續挖掘的原因。他們是如此豐厚。
可惜，「文明化」奪去了他們許多寶貴的東西。
（待續）
註：莫那魯道在霧社事件後，殺了全家，而後跑到深山裡自殺。為的是，不讓屍首讓日本人凌辱。後來，日本人在深山裡發現莫那魯道的屍體，將它帶到埔里「展示」（有曝屍警告的意味），然後，收藏在台北帝國大學。直到民國六十三年，賽德克族人強烈要求下，將他的遺骸遷到霧社的「山胞抗日起義紀念碑」。
星期二, 1月 02, 2007
旁觸霧社事件（1）：因為不了解
第一次知道霧社事件（註1），是在國小的社會課本中，是一件原住民抗日運動。接下來，在中學的歷史課本中，依然是抗日運動。再讀到關於霧社事件，是大二的現代文選，讀鄧相揚的「霧重雲深」，寫的是參與霧社事件的日本警官與其家族的故事，文類是報導文學。這個時候所認識的霧社事件，開始從日本人的角度切入。霧社事件的意義，在我腦中，已經開始超越「抗日」。
我一直覺得，大學，尤其是大學二年級開始的「專業教育」，是我在知識、思想上很大的轉捩點，突破國民義務教育的片面思想，開始以多重角度去認識、理解很多事情。然後是研究所，我看了幾集公視播出的「風中緋櫻」--這是一部以鄧相揚所紀錄的霧社事件故事改編成的連續劇，根據訪談紀錄，加上故事性，側寫霧社事件發生的始末。當然，一部完整的連續劇，可以帶出更多角色觀點：莫那魯道、花岡一郎、二郎、高山初子、其他賽德克人、漢人及日本人...。雖然我依然「入戲」，厭惡日本人的統治，但也無法給予日本人同一個「罪惡」的臉孔，他們依然是「很多人」的聚集，也只是帶著他們自己的文化經驗。
再讀鄧相揚的書時，我嘗試理解殖民者的心態。雖然我討厭帝國主義、殖民者，但在弱肉強食、政經霸權的單一論述之下，我也想去了解在這麼大的意識形態之下，有沒有比較屬於人的那個部份，一種沒有那麼高的人性，可以理解的想法。例如，只是單純的想讓人知道什麼叫文明，只是想把我得到的好的東西也給你，只是想「規訓」你。或者，只是想讓我的「祖國」更好...之類的，很普通的，一個簡單的人的想法。
想一想，沒有什麼事情是大惡不赦的。
長大後，學會「文化相對觀」的我，看事情的角度開始改變。但對故事的感受，卻從仇恨變成更深的無奈：所有的殺掠、暴行，僅僅建立在對彼此文化語言的不理解，對文明的傲慢而已。一點點誤會，這麼強的我執，引起這麼大的傷亡仇恨。每次看到霧社事件發生的幾個原因，尤其是敬酒風波，我就會覺得很可笑。這不是什麼殖民帝國的問題，這是幾個傲慢的日本人和血氣方剛的賽德克人（註2）的衝突。當然，問題依然可以拉到非常高的國家與世界體系的層次來說，但是，這麼大的架構，無法去理解人的感受與生命經驗。
要了解台灣歷史與原住民文化，通常都必須學會日文。因為，日據時代建立了一套嚴謹的研究紀錄。清代，漢人懼怕原住民，雖劃清界線，將「番人」驅逐到山上，但因為「無政府」，所以各自保持著井水不犯河水的關係。日本殖民後，為了「建設台灣」，一併將這些番人列入行政管理的範圍中，原住民原本的政治、經濟還有文化權力，一併被剝奪。原住民的「生存權力」才開始被威脅，他們原本的「自治」狀態也被改變。因此，雖然談到台灣的原住民、人類學研究，必須要提到幾位日本人類學家，但他們的工作，也僅僅以一種傳統田野紀錄的方法，為這個「未開化」之地做客觀紀錄，如同馬凌諾斯基一樣。
這個不懂詮釋不談人觀的人類學研究時代，只有文化衝突產生的暴力殺戮。
不過，話又說回來，現在這個時代，人類學家又如何靠這些概念來平弭現在的國族衝突和族群對立，甚至政治紛爭呢？只能默默觀察這一切。
（待續）
註1：霧社事件，可參考維基的霧社事件
迷霧中的傳奇
賽德克巴萊
註2：賽德克為泰雅族其中一個亞群，東賽德克去年已成為第十二族：太魯閣族。泰雅族的分法，可參考維基百科的泰雅族。
星期日, 11月 12, 2006
chiapas啟示(2)略談蒙面叢林
因為因緣際會，吳音寧隨同友人在元旦之前拜訪Chiapas。元旦，對於查巴達來說是個重要的日子。因為，1994年一月一日，查巴達以「今天，我們說：夠了！」這篇宣言向墨西哥政府宣戰，每一年元旦，舉辦新年慶典的同時，也會宣讀革命宣言。1994年元旦，革命的第一槍開啟，這一天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NAFTA)生效的日子，這是個以美國為首，與墨西哥、加拿大共同簽署的協定，字面上很清楚地說明了這個協定強調自由貿易，而「自由貿易」本身就彰顯了資本主義經濟中弱肉強食的殘酷。爭了一世紀，從殖民帝國手中奪回土地，希望重新回到印地安人與土地連結關係的墨西哥原住民，在政府遲遲不改革的困境中，又雪上加霜的，見到了美國的大手伸向他們資源與土地。他們，不得不荷起槍怒吼。
因為，Chiapas雖擁有豐富的資源，但他們卻是墨西哥最窮的人。政府剝削他們，NATFA簽署以後，石油管並堂堂往資本主義大國輸出，這塊土地的血汗已快流盡，他們不得不保衛自己的家園，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傳統。
正是這樣的背景，才有查巴達的產生。
雖然他們強調傳統，卻運用最新的科技向世人傳遞他們的聲音：網站、郵件、廣播。因此，他們的領袖馬可士（subcomandante Marcos）是繼切格瓦拉（Che Guevara）之後，拉丁美洲最富盛名的偶像。他透過優美且具有寓意的文筆，寫下了許多故事與想法，利用科技向世界傳遞他們的理念。與格瓦拉不同的是，馬可士從不露面，蒙面、煙斗與紅領巾是他的「標誌」，他本人則是個謎團，人們不知道他是誰，長得如何，只知道他的文字與聲音。
也正是因為他的文字宣言與科技，許多人慕名而來參觀，包含吳音寧。Chiapas成為觀光地，而這群慕革命而來的觀光客，便被稱為「政治觀光客」。
看到這個詞之時，我不禁笑了出來。今年暑假，我與友人才為了「人道觀光客」這個詞，搞得不舒服又不自在，想不出適切的方法跳脫這樣的框框，沒想到，政治地，也有類似的說法。這是一種目的式的形容詞。我方才了解，為什麼吳音寧的書寫沒有讓我有新的感受，也才知道為什麼讀pathology of power的第三章時，覺得有些不耐--Paul Farmer的Partners in Health只在墨西哥有輔助計畫，Paul Farmer本人亦未涉入這裡的健康醫療計畫。他僅是聽海地的人提到這裡，感到好奇，藉機來此了解。因此，比起其他章節他以深入的故事來談論結構暴力，或是高談闊論他的計畫，此章節，Paul Farmer也只是以「人道觀光客」的身份，說出Chiapas的歷史與衛生條件。Paul Farmer與吳音寧的不同，僅在於一個是美國醫生，一個是台灣作家，但同樣談查巴達、談馬可士，同樣抨擊權力，同樣同情弱勢。一個微小的差別是，吳音寧稍微強調了族群，Paul Farmer依然覺得「沒有族群問題」，是「貧窮」問題。
我對經濟問題很沒轍，因此，NAFTA的問題一時之間無法了解。印象中，這種自由貿易問題多半充滿了正向的語言，競爭、發展與自由，雖然了解當中資本主義性質的問題，但並不十分清楚「讚揚」之聲背後的哭聲。約略瞄了一下對自由貿易充滿溢美之詞的文章報告，突然想通這是站在「發展國家」立場的報告與報表。在競爭之下，對資本主義大國相當有利，而台灣自認為經濟強國，思考模式不出資本主義這一套。但若從墨西哥等結構之下的國家來說，這是相當程度的剝削與不公。
如果用同樣的方式來思考查巴達，讓人好奇的是，墨西哥民眾如何看待查巴達呢？他們站在哪一個角度看？同是壓迫者，或是其他？當美國媒體不斷以「族群紛爭」來描述查巴達的反抗運動，淡化自己的角色與霸權時，世界又怎麼看待查巴達呢？當吳音寧與Paul Farmer用「同情」的角度來書寫他們時，而我們讀到的都是這類的意見時，我很好奇，有沒有其他的主流意見來批評、對抗這樣的思想呢？
也許，太平洋另一側島國的讀者，就只能使用想像了。
蒙面叢林書中，馬可士的歡迎詞：
兄弟姊妹們，歡迎來到墨西哥東南山區，
我們是查巴達民族解放軍。
山教導我們：
武裝以便發聲，
遮住臉孔，以便現身，
忘記名字，以便被命名，
而保護過去，是為了迎向未來。
兄弟姊妹們，我們邀請你們一起來會面。
貼近心，你會知道，我們沒什麼特別，就是單純的男人與女人。
你會發現，我們是造反的鏡面。
我們就是你，
我們都是查巴達。
星期二, 11月 07, 2006
chiapas啟示（1）相關網路文章摘要
最近讀Pathologies of Power的第三章
這個工作並不困難，一下子就翻出了很多資料，特別是查巴達人民解放陣線 (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簡稱EZLN或Zapatistas)的故事。而這也是Paul Farmer在這一章節主要談的事。
張翠蓉也寫了許多關於查巴達的事：
※誰勝誰敗？
※歷史對對碰─從台灣到墨西哥
關於墨西哥與查巴達的文章：
※墨西哥週末(一)：墨西哥人的言論空間
※尋找蒙面軍(二)：老革命的自白
華勒斯坦也有一篇：查巴達：第二階段
還有其它：
※晨光世界觀：【墨西哥查巴達】
※墨西哥農民報告
※我們就是你，我們都是查巴達！
※戰爭狀態下的恰巴斯
※拉丁美洲原住民運動方興未艾
其實這不是原住民問題，而是貧窮問題，是結構的問題。
問題繼續追索的話，可以拉到NAFTA，然後就又可以拉出很多文章，包含：
※社會公正與全球貿易
※小布希擴張NAFTA野心勃勃
※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經驗與教訓
※誰要自由貿易區？-從墨西哥的經驗談起
我思考的是，在美國這個經濟強國的「包覆」之下，拉丁美洲小國似乎「無完卵」，他們並不因此受到庇蔭（受到庇蔭的是有錢人與政客），而是對美國產生矛盾的衝突。同樣的思考，應該也放在台灣身上...。
書還沒讀完，先做簡單的網路作業筆記。
星期四, 11月 0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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