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民化運動的風潮，讓他們也想追隨父親「報效皇國」，投入戰爭中。無奈，大東亞共榮圈的期待未果，日皇於昭和二十年（1945）接受波茨坦條約，宣佈投降，戰爭停止。根據開羅宣言，台灣收復，重回祖國的懷抱，讓台灣漢人歡欣鼓舞，但對於佐塚愛祐與下山治平的孩子來說，「祖國」又是再一次的迷惘。
他們無法回日本，因為母親被日本父親拋棄，因為母親是泰雅族人，因為母親有黥面。母親無法接受拋棄他們的日本，深恐到了日本會遭受更大的污辱。於是，帶著日本及泰雅血緣的他們，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下，在漢人主導的社會中，又是因為族群差異，又是因為語言隔閡，他們繼續坎坷前進。被歧視、排擠，找不到生存的空間，剩下的，除了酒，就是酒。
當然，這之中，還經歷二二八事件，幫助謝雪紅等人，對於台籍日軍的威脅，進入公家單位，改漢名，加入國民黨。就是台灣近代史的參與者。
昌男的長子征雄，因為自己的命運坎坷，酒後會高喊著：「我是日本人，我是泰雅族人，我是台灣人，我是中國人。」然後繼續哭著說：「我都不是，我是泰雅族的棄子，我是日本人的孤兒。」然後不停地喝。
征雄這個名字，夾帶著對他父親征戰南洋得勝的期待。在他的宿命裡，希望他能揚眉吐氣，光耀門楣，「即使這個門楣是烙印著菊花與黥面標記，但這個正字標記被小米酒污穢了，被現實的台灣社會擊倒了。」征雄長期酗酒，因為肝硬化去世。
征雄的弟弟輝雄，投身軍旅，表現良好，卻遭人嫉妒。遭陷害後，心神不寧，求職之路不順，精神失常，投濁水溪自殺。下山宏與佐塚豐子的獨子，也因為夾在多重社會的複雜身世下，每天酗酒，後來醉死在埔里。昌男自己也因無法適應漢人社會，因為語言隔閡，屢遭挫折，鬱鬱不得志，酗酒，中風。
直至後來，亞娃伊及昌雄等人，都被接到日本照顧。雖然是他鄉，但是，他的父親的墳墓在此，其他家人也在此。雖然離開熟悉的土地，但和家人在一起，亞娃伊終於嚐到好久不見得家的滋味。
平順的生活，應該是一個人最基本的心願。但是，被捲入歷史的這家人，連最基本的認同和生存權利都沒有，他們有三個名字，有三個國族，被迫說好幾種語言，沒有一個是自己能夠選擇的，也沒有哪一個接納他們，而他們也找不到認同，只有飄零的根。
如果我們不把人的生命故事，拿出來個別看，只是停留在一種對立的框架中，就無法知道歷史造成的「業」，社會的「業」，還有更多我們難以發現的角落。然後，我們也會被強迫置入一種對立當中，不知不覺被箝入一種莫名所以的意識形態對抗中。
與其夸夸談正義，談歷史，談人權，談公平，不如細細描述、體會、挖掘人生命故事當中的各種五味雜陳。因為這些滋味都沒有標準，只有時空之下的發生。他們沒有框架，只有真實體驗之中的存在。
這是我學會重新看霧社事件的開始。
（待續）
星期日, 1月 07, 2007
旁觸霧社事件（7）：關於霧重雲深之下
旁觸霧社事件（6）：關於霧重雲深之上
這篇報導文學得到報導文學首獎，評審柏楊的意見是：「家國劇烈的改變，老中青三代嬗遞，各自負擔各自命中注定的重擔，這重擔與生俱來，在狂風暴雨的時代中，每個人都身似一葉，不能自主，榮華富貴來得窩囊，貧窮卑賤來得突兀，都和她們的善惡無關，這種史詩，恰是莎士比亞型的悲劇架構，讀者明顯的體驗到無力感，了解時代就是命運，在時代與命運支配之下，個人活動的空間極其有限。」從柏楊的評語當中，我們可以知道，這篇報導文學談的不是嚴肅的歷史，而是透過個人的生命經驗，回頭看這起歷史事件之外，被忽略的人的故事。如同故事中的第三代所說的：「我們的家史，是一部被塵封在底層的台灣歷史。」
於是，十九歲的我，讀了這篇文章，開始學著從一種政治經濟壓榨殖民霸權文明利用國族勢力衝突族群隔閡鬥爭以外的，當事人，小人物，他們的視角，看到過去那段歷史沒有談論，沒有顯現，沒有注意的一群人，還有他們夾存在國族認同與台灣政權更迭之中，那無法咆嘯哀號的悲劇生命。淹沒在台灣山林裡，淹沒在濁水溪裡，淹沒在小米酒的嗆人酒氣中。
故事主要鎖定霧社事件發生時最高主管佐塚愛祐的後代，他們是佐塚愛祐在「和親政策」下，與白狗群馬西多巴翁社總頭目泰目.阿來的次女亞娃伊.泰目結婚所生下的小孩（佐塚愛祐也因此得以順利使用各種以夷制夷的策略）。其中，長男佐塚昌男娶了下山治平的三女下山靜子，次女佐藤豐子嫁給了下山治平次子下山宏。下山治平也是日本警察，奉命娶了馬力巴群總頭目道雷.亞猶的長女貝克.道雷為妻，生下二子三女，後來拋棄泰雅族的妻兒，帶著日籍妻兒回到日本。
霧社事件時，佐塚愛祐戰死，亞娃伊因此精神錯亂，他們的孩子不被族人認同，也無法被日本人認可，他們在皇民化運動後為日本打仗，打完仗，台灣的政權變成中國來台的國民黨政權，他們必須進入漢人的社會，仍然不被認可。於是，他們在族群間、社會間，國族之間，都沒有一席之地。後代不是酗酒而死，就是自殺。
鄧相揚寫著：「他們（四人）都是泰雅族人與日本人的婚生後裔，不管是泰雅裔日人，或是日裔泰雅人，他們長期遭受同族或異族的歧視，在一生中皆背負著兩族文化差異的包袱，承受著大和民族與泰雅族給予的歷史宿命。」
「他們自懂事開始，就沒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國籍與族群認同，他們每個人都有三個名字：泰雅名、日本名、漢名，三個姓氏代表經歷三個年代，他們的命運就隨著台灣政權興替的脈動改變，有如原住民族群經歷過激盪的歷史。」
這樣的故事起頭，隨之而來的是更真實的生命故事。佐塚愛祐戰死霧社，被日本認為理蕃工作失敗，當然，對國民政府來說，佐塚愛祐是日本人，是殖民者，是引起霧社事件的禍首，不可能去談論他對於幫助原住民「文明化」的「功績」。佐塚豐子說「歷史記載總是不實，無論日方或是台灣政府的記載，都將所有的罪過推給我的先父佐塚愛祐，反正他死在事件現場，他不會辯駁，佐塚家族被歪曲了六十多年，造成的無限傷害我們都承擔下來，我們一生對得起日本人，也對得起泰雅族人。」
子女們認為，佐塚愛祐應該要負責沒有錯，因為他是最高主管。可是，當時警察要管的事這麼多，底下的人那麼多，管得地區那麼大，「各族群間的語言不能相通，警察政治不沿用日本的各種民法與刑法，賞罰都憑警察的喜惡，霧社事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因此，「文化的差異與族群的隔閡，所導致的誤解與仇恨是造成霧社事件發生最大的淵藪」日本人用自己的文明貶抑了泰雅族人長期根深蒂固的風俗，因為要革除「陋習」，就產生了對立與仇恨。下山宏說，如果當初能夠用潛移默化的方式進行就好了。
佐塚愛祐死後，遺骸被他的弟弟隨同他的長女祐和子帶回日本。留下其他「混血」的子女，繼續背負著這些歷史的「業」，開始了他們身不由己的悲劇般的故事。悲劇的發生，仍然因為族群。
（待續）
星期五, 1月 05, 2007
旁觸霧社事件（5）：探索歷史，拒絕簡化
前幾天看到這則新聞，忍不住搖頭：你看，平地人（漢人）就是這樣。一個歷史事件，難道只能夠容許一種聲音，一種經驗，只能用一種論述來還原、建構嗎？「外省人欺壓本省人」是一種經驗感受，難道「語言隔閡引發誤會」就不能是經驗感受嗎？
不談歷史這麼大的東西。今天，若發生一起集體打架傷人事件，進了警察局，然後，受傷的人告打人的人，進了法院，上了法庭。發生事情的當下的動機、過程，經過警察局筆錄，再透過法庭審訊，中間會出現多少因為個人經驗感受不同所作出來的陳述？檢察官起訴，法官斷案，律師辯護，難道不會因為各自「執法」立場不同，選擇性的為當事人辯護？我學刑法時，知道，「罪」的成立，必須有構成要件，而六法全書羅列了「成罪」的構成要件。雖然有構成要件，還是要因為各種加加減減的動機、情有可原、「諒及...」來做出一個「剛剛好」顧及情理法的判決。
所以，一個發生不久的事，都需要層層琢磨，一起歷史事件，怎麼能夠輕易被論斷？我可以尊重你的史觀，你的詮釋角度，但你不能夠輕易否定我的史觀與詮釋角度。台灣社會的紛亂，就是將歷史政治化，而不是將歷史當成經驗。過去的衝突，沿襲到今日變成政治衝突。過去互不了解，現在變成「不願傾聽」。一樣的事情。不是誰聲音大，誰比較有權力，誰就可以駁斥別人的經驗觀點。一個賣煙的阿桑，在那個爆發衝突的當下，他的經驗就是賣煙時的「雞同鴨講」，你要叫她拿到族群、政治層次，是不是也太強人所難了？所以，林江邁、他的女兒的經驗觀點，也需要被說出來--雖然影像工作者會再一次建構，加入自己的「陳述」方式。所以，歷史是透過不同型式被呈現，透過不同的紀錄建構出來的。
（寫上面這一段～似乎要有繃緊皮的心裡準備）
回到霧社事件。這個歷史理解難度遠高於二二八的原因在於，它還牽扯到我們不容易理解的賽德克文化、歷史，賽德克人的經驗想法，同時，從日治到抗日，到「二次霧社事件」（有人不同意這樣的歸類），到皇民化運動學日文改日名把自己當成日本人，再到國民政府的治理、漢化、改變，再到現在的原住民意識興起、正名、要求自治...，所以，從今天回去看這麼一連串因為政治力量扭轉的歷史軌跡，失去的環節更多，無法拾起的碎片更多，建構更多。
以花岡家族集體自殺為例。被日本人選為模範番童的花岡一郎、花岡二郎在霧社事件發生後，帶著一家大小到山裡自殺。花岡一郎先殺了妻子及剛出生的小孩，然後以武士切腹的方式自殺。花岡二郎先殺了家裡的人，幫他們臉上蒙布，再以賽德克人的方式上吊自殺。自殺時，穿著日本和服外套賽德克傳統衣服，並且攜帶番刀。原本日本人以為花岡一郎、二郎為霧社事件當事人（此事至今仍是謎）批評他們背叛，看到他們自殺的情形，發覺他們懂日本的「義理」精神，才覺得佩服。但是，花岡一郎、二郎的角色、舉動，至今仍難以解讀，但可以想像的是他們心中極強的矛盾。
漢人，素愛以二分法來區分事情。忠，不忠，孝，不孝。有著賽德克靈魂、生命的花岡一郎、二郎，深受日本栽培之恩，也明白日本現代化教育的優點，他們一心想「服務族人」、「幫助族人」，最後卻陷入這個大難題當中，為了「忠」及「義理」，他們選擇了可以交代的方式離世。當然，這是一種比較理想的詮釋。人和自己的文化、社會、生命經驗中間衝突的矛盾，不是當事人，恐怕都難以體會，也很難給予一個論斷的形象結論。
然而，不同的社會、政權，卻給他們不同的評價辯論，日本人原視為叛徒，後感佩他們的大和魂。國民政府將一郎入祀忠烈祠，卻引來他們是「傾日份子」的否定批評。他們不斷被「忠」、「奸」評價拉扯，彷彿只能在此間存在。
在鄧相揚的「風中緋櫻--霧社事件真相及花岡初子的故事」中就寫到：「當一個人面對生與死的抉擇時，激起生命極端之矛盾與痛苦的人，莫過於至今仍飽受忠奸爭議糾纏的花岡一郎、花岡二郎，他們兩人的自殺正是所謂「花岡精神」的極至表現。」（鄧相揚，2004：160）
但是，這就是歷史好玩之處，當社會亟欲以樣板化的形象，簡化的分類來化約一件事，一些時，我們還是可以繼續探索，透過各種方法、接觸，來找出新的詮釋與解讀方法。
所以，我們要一定提醒自己，不要被這些激化的對立、衝突，政治化的歸因、論述所限制住。
（待續）
星期四, 1月 04, 2007
旁觸霧社事件（4）：中斷，談書寫觀點
因為Portnoy把「旁觸霧社事件」系列文章收入黑米，linau提出了他的看法如下：
後來讀到霧社事件時，也為這規模龐大的抗日事件所震憾；再深入瞭解，又為當時先祖所 伴演的角色所惑。其實在那個年代，這個話題一直是禁忌，無人敢觸碰，就是家裡人也從不曾提及。
直到在1979年初，在打狗與一親日番後人聊及，才知道Doda與Dgdaya之間的確有矛盾存在。這個觀念，直到另一本口述史再提及，又印證了在川中島所聽聞的故事，這本書就是「Kumu Tapas 部落記憶-霧社事件的口述歷史 翰蘆 2004」，裡面的口述人多是熟知之老人，只是他們從未隨便胡亂述及。
那個事件，包括了至少六個社的勢力者或意見領袖，他們的心聲被Mahebo的意見領袖所簡約消音；致從未有任何題材來以另一角度去詮釋這個事件？
且未有人強調，味方（親日）番又以何種觀點看待事件的發生？急切於啟動二次霧社事又基於什麼因素？
再來是一再強調了「霧社事件」，那麼誰是最大的受益人？很顯然，真正親日與抗日者都不是。就像強調了「靖國神社事件」，只有讓當時參加「高砂義勇軍」者不論生還與否？會瞭解到他們之被利用，而並未被真正關心。
其實我在網路上也看過同樣的質疑：「二十元硬幣上的莫那魯道」。我非常珍惜不同觀點、聲音，讓事情的拼圖可以慢慢貼上補足，我們對於歷史的想像與社會的看法也曾能更充足。但是，書寫必然都有經驗背景和立場。因為想補足這些意見，所以，繼續書寫前，必須要先談我發展這系列書寫的立場觀點，讓這類書寫的視角清楚一點。
首先，我是個閩南漢人，台灣社會的族群分類之本省人。我的祖先，是那群先奪取原住民土地、將之驅逐到山上，然後成為「台灣主體」的中國移民。而我受到的教育，是黨國的國民教育，主體是更晚來到台灣的中國移民，將台灣海峽那邊的思想、史觀一併移到這座島嶼，在思想文化層面，再一次以中原文化「鋪」上台灣。無論那一種「主體」，我都可以自然融合的，但這卻限制了我對台灣與台灣歷史的認識想像。所謂的漢人中心、本位主義，是牢不可破的。
而我現在所談的歷史事件，是被許多社會文化層層建構，再分頭詮釋的：國民政府、日本政府、台灣原住民、賽德克人、霧社事件遺族、文史工作者、影像工作者，味方蕃、甚至是被強迫遷移離開川中島的漢人，他們都有話要說。要打破單一論述偏見的方式，就是讓他們把話都說出來。並且，同樣一個歷史事件，原就有不同參與者夾帶自己文化經驗介入的詮釋觀點。對我而言，我就是一個學習重新站在原住民視角看歷史的漢人。
我對霧社事件了解的起點，先是課本，再來是鄧相揚老師的書。鄧老師的書寫，從莫那魯道等六大社的角度出發，也有拉進味方番及日本人的故事。很多歷史紀錄的工作，其實持續進行者，當台灣主體觀越來越強時，原住民的聲音或許可以越來越釋放，我們對歷史的了解也能越來越清楚。
其次，我並非真正參與調查的文史工作者，僅僅是參加活動，而進入歷史現場，然後觸發許多感觸，這些感觸是一個文化強勢的漢人的感觸，也是一個人類所畢業生站在人類學觀點進行的重新詮釋。人類學並不是嚴謹的科學，它強調的是承認自己的文化背景，「置入其中」，試圖同理，而後將它轉譯成自己文化可以接受理解的語言。所以，雖然我所學不精，但仍試著拋出人類學領域對於文化歷史的論述方式。這是我「推廣人類學」的使命感作祟。如同我說的，人類學的研究正是想理解文化差異與衝突，而這個社會太多衝突，卻未見人類學者的聲音。小毛頭如我，趁著書寫，夾帶這樣的理念。
最後，我仍要強調「人觀」。集體記憶是一種，大架構的歷史論是一種，但是，貼近個人生命經驗也是一種讓人學著從個人的角度同理。霧社事件的當事人幾乎都不在人世，他們的後代的詮釋方法，也未必和他們的祖先相同--尤其中間還經過皇民化運動跟國民黨教育的洗禮。複雜的事件，論述的角度也很複雜，這就是我們為何要質疑台灣和日本課本片段簡化的原因。因為不同意簡化，所以，要了解、書寫與討論。
我選擇的，仍是由自身經驗接觸得來的感想。這中間，自然漏失了很多東西，但我想，這次接觸與思考的經驗，絕對是未來再面對這些口述資料或歷史紀錄的很好的根基。
Gramsci說，要讓老百姓的故事變得重要，就必須把它放在賦予其豐富性的權力和意義的世界脈絡下。我關心的是「老百姓」，所以不得不把「霧社事件」的架子搬出來，從這樣的一個歷史事件中，來回頭看待社會。再吊個書袋：因為人類學所描繪的對象不只限定在空間，也著重時間，這不僅因為歷史是社會在時間中的開展，也是因為社會是歷史的制度形式（Sahlins 1985:xii）。
再更深入的討論，可以扯到傅科的言說、歷史等相互構成的討論。不過這樣太累了～（喘氣）
（待續）
P.S：其實，不過就是去跨個年而已嘛....（泣）
星期三, 1月 03, 2007
旁觸霧社事件（3）：真正的人
在日本的高中教科書中，把霧社事件歸因於原住民對對勞役的不滿與歧視，殺死了日本人，而日本出動軍隊鎮壓。其他的，一個字都沒有提。包含，是「抗日運動」中死亡人數最多的。包含，日方使用了毒氣之類的生化武器攻擊賽德克人，還請法醫來解剖，震驚國際社會。對日本來說，霧社事件就是殖民地人民單純不爽的行為。而台灣的歷史課本則直接劃為「抗日運動」，對於漢人來說，霧社事件是國族主義的對抗。但是，對於當事人來說，霧社事件是什麼？
族群的問題，從來就是文化的問題。就是在不互相了解之下產生的衝突、誤解。「天馬茶房」裡，紐承澤演的外省人進入台灣人之中，那種語言不通、環境不熟的戒慎恐懼，差點擦槍走火的衝突，讓我印象深刻。細讀霧社事件相關史料，不難發現殖民者自以為是的中心思想，導致更深的文化衝突。漢人是漠視，日本人是干預。。
包含「敬酒風波」、「聯姻政策」在內，都在一種文化不解的狀況下，造成讓人無奈的創傷。日本人不了解原住民的天真熱情，把善意的敬酒曲解成污辱。日本人不了解賽德克人對於婚姻的重視，還有對女性親友的愛，而輕易拋棄娶的妻子，或是一連娶了好幾個妻子。這些沙文的，自以為文明的態度，是對別人文化深深地傷害。
更深的傷害是，強迫原住民廢棄自己的文化。禁止他們持槍打獵，禁止他們紋面，禁止他們出草。所有的禁止，都是因為把這些文化行為等同於「野蠻」--凡非我族的，皆是野蠻。（西化的日本，也揚棄了自己原本文化中被視為野蠻的部份）
開始有很多文史工作者、影像工作者，透過田野訪談的方式，找出霧社事件的原因，還有探討賽德克人文化及反抗的核心。不論是「風中緋櫻」或是未能完成拍片計畫的「賽德克巴萊」，他們的理念都是傳遞出賽德克原有的文化精神：他們是為了gaya而戰。
gaya是一種很難以定義詮釋的賽德克文化核心，可以說是他們的祖靈，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宇宙觀。
賽德克（Seediq）是人的意思，而巴萊（Bale）是真正的意思。所以，seediq bale是真正的人的意思。對賽德克人來說，要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女性要會織布，被認可後紋面。男性要能夠打獵、出草，被認可紋面。這才是「人」。紋面的人，才是成人，才能結婚有後代，沒紋面的，就是小孩。也只有紋面的人，才能經過彩虹橋，才能憑藉著臉上的記號，和祖先相會。沒有紋面，祖先會找不到，也沒資格過彩虹橋。
同時，也要勇敢，無懼，不做壞事，品行好，才能經過彩虹橋，不然，就會跌入深淵當中。也就是說，透過這樣的文化邏輯，檢視這個人，是不是一個「人」。
以人類學的概念來說，這是「人觀」。透過人的觀點概念，來連結社會組織、生活與人的關係。也就是必須進入文化邏輯當中，才能理解這個文化對於人與社會的連結概念，社會運作的法則（如男人打獵，女人織布）。這是為什麼全世界的人類學家都試圖理解傳統部落與原住民文化的原因。為什麼談文化相對觀，為什麼直接駁斥各種二元對立觀點的理由。
日本人認為反抗，漢人認為抗日。對於莫那魯道及賽德克人來說，他們捍衛的是他們身為人的尊嚴，價值，與存在。曾經見試過日本帝國偉大的莫那魯道，曾經不願反抗，他說，「日本人比森林裡的葉子還多，比濁水溪的石頭還多。」明知道勝利很難的莫那魯道，為什麼最後願意奮力一博？因為，他必須要當個「真正的人」。
對我這個台灣漢人來說，日本文化也充滿著我無法理解的部份，例如對於天皇的效忠，切腹的行為。但日本人以他們獨特的文化方式，實踐他們作為一個大和魂、日本人的理念。他們祭拜神社，相信萬世一尊...。都是和漢文化不同之處。雖然不能理解，但，那是他們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宇宙觀，自己的信仰。
同樣的，賽德克人不論是出草、紋面，都是實踐自己的文化和宇宙觀的方式。因此，莫那魯道等人發動霧社事件，不是因為要過好日子，不是為了生存，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是直接想要面對他們的死亡，透過死亡，證明他們活著的信念與價值。
如果拋棄文化，不談人觀，永遠就在偏狹的國族對立、文明偏見中，繼續在仇恨對立當中輪迴。
（待續）
附錄：
1.賽德克巴來的預告影片。
2.許願池上的彩虹橋
3.《餘生》之後
旁觸霧社事件（2）：是抗暴，不是抗日
「我們不恨日本人啊，怎麼說，那就是上一代的人的事...你看，我們那邊（比一比客廳）還有東京來的日文老師...。那是以前的事了。我們原住民分得很清楚的。哪像你們平地人，吵來吵去，恨來恨去，有什麼好吵。二二八，本省人不跟外省人結婚，結果外省人都來娶我們原住民...。」跨年之夜，喝了酒的直爽部落「大老」，劈哩啪啦講了一串他對霧社事件的看法。當年，他唸台大時，參與了將莫那魯道的遺骸，從台大送回霧社（註），他也參與了許多霧社事件、賽德克的口述歷史與文史紀錄。霧社事件發生時，他還沒出生，但是，身為霧社事件遺族，他並不想被上一代的仇恨影響，他只說那是在那個時代發生的事。
原住民是很率真的，不愛說場面話，所以，每次聽他們說平地人如何如何，我都會面帶愧色。特別是這個有意義的跨年之夜--2006的平地人，真的都吵翻天了。身處在鼓動仇恨、批鬥罪惡的漢人社會，身為一個這樣的平地人，我還是只能慚愧。
這次跨年上山，在清流部落和霧社事件遺族一起跨年，又是另外一種霧社事件的重新認識。。
霧社事件發生後，日本人為了方便控制西賽德克的幾個部落，將僅存的霧社事件298名生還者遷移到川中島--北港溪與眉原溪交會處的一個沙洲，也就是現在的互助村清流部落。由於和霧社的地勢、氣候不同，很多人得到了瘧疾，也有很多人因為遭受重大的傷痛，憂鬱自殺。現在留在的清流部落的賽德克人，都是這僅有的生存者的後代。包含，莫那魯道領養的女兒張呈妹。
每年新曆年、5月6日遷村紀念日還有10月27日霧社事件紀念日，都是清流部落的重大日子。他們都要舉行儀式。我們因為與他們跨年，而參與了他們的祭祖儀式。其中一個代表人就是張呈妹（Lubi Mahung）。祭祖儀式在「餘生紀念館」前進行。當年參與霧社事件的六個社，各派出一個代表參加。獻花、獻果、獻酒、祝禱。儀式以賽德克語進行，但，也有日語。
清流部落還保存蠻多日治的遺跡，包含種植稻米的經濟活動。過新曆年的習慣。部落的老人多少會說日文--只是看他們高不高興說。由於他們被日本人隔離，土地被「親日番」拿走，原有的經濟生產活動被剝奪，什麼都失去了的清流部落，只好「用功唸書」。因此，這個部落有相當高的人口比例任職軍警與公務員，隨便和我們聊天的長輩，都是台大、師大畢業的--也因此，團員隨便就可以認學長。
我覺得，這個部落裡不是不在乎霧社事件，不是真的忘掉「仇恨」，只是，他們懂得用自己的方式放下、詮釋、了解。
大老劈哩啪啦的說著這一段故事，從馬關條約開始到現在，談人止關、談以番治番、談日本人對他們的污辱...，在營火朦朧中上歷史課，讓我們也記了許多年代數字，還有從他們的觀點來了解。「以前平地人怕我們，所以清朝沒有統治我們。」大老說，日本人一來進行的政治統治，強制改變了他們的文化、習慣跟生活，一些年輕人血氣方剛，想要抵抗。大老說：「歷史課本說我們原住民抗日，我們不是抗日，我們是抗暴。」大老的形容非常直率有趣，他說，就像是別人打你，你也要打回去一樣，很自然啊。
「其實日本人很多制度沒有不好，但是，一些執行的人真的很壞，下面做事的人很壞。」大老也沒有把問題放在政治上頭，放在「人」上頭。不以人廢言，比起很愛貼標籤的「文明人」--漢人或日本人，很愛用鼻孔瞪人的「大國人」，原住民更顯得文明知世。
也許，因為他們有很深厚的宇宙觀--對人，對物，對生命，對生態，對天地鬼神，對自己。這大概是人類學的原住民研究，研究百年，還可以繼續挖掘的原因。他們是如此豐厚。
可惜，「文明化」奪去了他們許多寶貴的東西。
（待續）
註：莫那魯道在霧社事件後，殺了全家，而後跑到深山裡自殺。為的是，不讓屍首讓日本人凌辱。後來，日本人在深山裡發現莫那魯道的屍體，將它帶到埔里「展示」（有曝屍警告的意味），然後，收藏在台北帝國大學。直到民國六十三年，賽德克族人強烈要求下，將他的遺骸遷到霧社的「山胞抗日起義紀念碑」。
星期二, 1月 02, 2007
旁觸霧社事件（1）：因為不了解
第一次知道霧社事件（註1），是在國小的社會課本中，是一件原住民抗日運動。接下來，在中學的歷史課本中，依然是抗日運動。再讀到關於霧社事件，是大二的現代文選，讀鄧相揚的「霧重雲深」，寫的是參與霧社事件的日本警官與其家族的故事，文類是報導文學。這個時候所認識的霧社事件，開始從日本人的角度切入。霧社事件的意義，在我腦中，已經開始超越「抗日」。
我一直覺得，大學，尤其是大學二年級開始的「專業教育」，是我在知識、思想上很大的轉捩點，突破國民義務教育的片面思想，開始以多重角度去認識、理解很多事情。然後是研究所，我看了幾集公視播出的「風中緋櫻」--這是一部以鄧相揚所紀錄的霧社事件故事改編成的連續劇，根據訪談紀錄，加上故事性，側寫霧社事件發生的始末。當然，一部完整的連續劇，可以帶出更多角色觀點：莫那魯道、花岡一郎、二郎、高山初子、其他賽德克人、漢人及日本人...。雖然我依然「入戲」，厭惡日本人的統治，但也無法給予日本人同一個「罪惡」的臉孔，他們依然是「很多人」的聚集，也只是帶著他們自己的文化經驗。
再讀鄧相揚的書時，我嘗試理解殖民者的心態。雖然我討厭帝國主義、殖民者，但在弱肉強食、政經霸權的單一論述之下，我也想去了解在這麼大的意識形態之下，有沒有比較屬於人的那個部份，一種沒有那麼高的人性，可以理解的想法。例如，只是單純的想讓人知道什麼叫文明，只是想把我得到的好的東西也給你，只是想「規訓」你。或者，只是想讓我的「祖國」更好...之類的，很普通的，一個簡單的人的想法。
想一想，沒有什麼事情是大惡不赦的。
長大後，學會「文化相對觀」的我，看事情的角度開始改變。但對故事的感受，卻從仇恨變成更深的無奈：所有的殺掠、暴行，僅僅建立在對彼此文化語言的不理解，對文明的傲慢而已。一點點誤會，這麼強的我執，引起這麼大的傷亡仇恨。每次看到霧社事件發生的幾個原因，尤其是敬酒風波，我就會覺得很可笑。這不是什麼殖民帝國的問題，這是幾個傲慢的日本人和血氣方剛的賽德克人（註2）的衝突。當然，問題依然可以拉到非常高的國家與世界體系的層次來說，但是，這麼大的架構，無法去理解人的感受與生命經驗。
要了解台灣歷史與原住民文化，通常都必須學會日文。因為，日據時代建立了一套嚴謹的研究紀錄。清代，漢人懼怕原住民，雖劃清界線，將「番人」驅逐到山上，但因為「無政府」，所以各自保持著井水不犯河水的關係。日本殖民後，為了「建設台灣」，一併將這些番人列入行政管理的範圍中，原住民原本的政治、經濟還有文化權力，一併被剝奪。原住民的「生存權力」才開始被威脅，他們原本的「自治」狀態也被改變。因此，雖然談到台灣的原住民、人類學研究，必須要提到幾位日本人類學家，但他們的工作，也僅僅以一種傳統田野紀錄的方法，為這個「未開化」之地做客觀紀錄，如同馬凌諾斯基一樣。
這個不懂詮釋不談人觀的人類學研究時代，只有文化衝突產生的暴力殺戮。
不過，話又說回來，現在這個時代，人類學家又如何靠這些概念來平弭現在的國族衝突和族群對立，甚至政治紛爭呢？只能默默觀察這一切。
（待續）
註1：霧社事件，可參考維基的霧社事件
迷霧中的傳奇
賽德克巴萊
註2：賽德克為泰雅族其中一個亞群，東賽德克去年已成為第十二族：太魯閣族。泰雅族的分法，可參考維基百科的泰雅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