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3月 19, 2007

台灣好生活之生命人權

我領受了台灣好生活電子報的「生命人權」的編輯職務,將負責這部份報導專欄的工作。

讓我來負責這個專欄,並非我比別人更重生命更尊人權,而是我渴望在號稱「人權立國」的這個國家,真的能重視生命人權。因為我期望,所以我想驗證、探尋、呈現。

但是,我並不想讓這個專欄變成嚴肅得要命的呼喊口號的生硬東西。而是真的生命的呈現,除了人類,舉凡動物植物甚至土地都是有生命的東西,他們也該在人類的關注之下,透過文字圖片發出他們活著的聲音。


然而我的能力有限。

因此,在我期望以邀稿為主,透過許多人的眼睛觀看及文字書寫,呈現生命故事的多元樣貌的,拼湊出這塊土地上生命的主體性。

人權,是一個命題。而生物也有他們生活的權利,有時候卻會在人的本位主義下被忽視。因此,比起人權,生命會是我比較強調的部份。

當然,人權也是個非常重要的主張,但是,當我們意識到它、論述它之時,通常是它在被踐踏、輕忽的狀況下,但我衷心期盼,台灣社會能夠減少出現這樣的狀況。當它該被說出時,這個專欄也不會吝惜給予足夠的版面討論。例如,最近的樂生事件。

台灣好生活,強調的是光明面的部份。因此,我希望這個專欄少一點批判(好啦,我會盡量控制,盡量丟給不像我這麼critical的人寫),多一點建設。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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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3月 17, 2007

黃昏的故鄉─紅毛港

這篇文章是我大學同學在大四時寫的專題報導。我們就稱他為蘇博士吧。他出生於紅毛港,雖然很小就搬出來,但仍對這塊土地很有感情,尤其政府決定拆遷之後,他更時常回去看看這個地方,和阿公聊聊天,並且紀錄這塊因為「發展」而要剝奪記憶和歷史及生命故事的土地。

我們這些同學到了高雄,常常被他帶去紅毛港。此次到高雄時,他強烈邀約我到紅毛港走走:「因為暑假就要被拆除了啊,就不見了啊。」於是,我跟他去了紅毛港,聽他介紹這裡的歷史、發展,老人的背影和小孩的笑聲,他的成長經驗...當然包含追女生的故事。

這段歷史屬於台灣,屬於高雄,屬於他們家人的,也屬於他自己的。他熱烈地介紹這裡的一景一物,撫摸這裡的一磚一瓦,充滿感情的,懷念的,捨不得的。他說,這裡的老人不願意搬離,因為,沒有聞到海水的味道,他們會活不下去。「那你阿公怎麼辦?暑假後他一定要離開啦?」我疑惑地問。他喃喃地說:「我也不知道。」看著這些老人,聽著他們討論何去何從,看著他們抗爭,他真的是很難過的。我想,他似乎覺得自己生命有一塊已經快被扒走、剷平。

從小遷移,我對土地並沒有太深厚的感情,所以也無法感受他言語之間的溫度。不過,我把這些老人的形影,和樂生療養院裡等著拆遷的老人的影像,疊合在一起。然後,嘆息。為了「發展」台灣失去了多少東西,而這些東西可能是當初的一個錯誤的決策引起的,至今因為無法彌補或不想補救,就犧牲了「沒有用」的老人或事物。

因為發展之名,我們也許有一天也會被拋棄。

看著比美西子灣的沙灘,蘇博士說,這裡好好規劃,會是很好的觀光風景休閒區。但,這裡將成為冰冷的貨櫃碼頭,也只有貨櫃能夠欣賞這美麗的夕陽了。看著所謂的高字塔,文化園區,我忍不住冷哼:「他們永遠都搞不懂,文化,不是圈養在圍牆裡的東西。而是生命。」

我的感慨,不如當地人的感情。雖然蘇博士力邀是認為我能夠幫忙寫一點東西,不過,我現在腦中已經塞滿太多類似的感觸。所以,我把位子留給真實經驗這段歷史,並且以生命生活來記憶這塊土地的紅毛港人。我能做的,就是給你一個版面,幫你寫一長段引言了。

黃昏的故鄉─紅毛港
蘇博士寫於1999年

由台北往高雄的飛機在高雄港外海緩緩下降,南風強勁,天空一片蔚藍,高雄市景一清二楚。飛機從高雄港第二港口南邊飛過,煙囪、儲油槽、廠房等重工業建設,佔據了大部分視野。

夾處在重工業建設間,有一片民房,屋屋相連,由南向北朝二港口延伸過去,宛若一隻側身躺著的褐色草蝦。二港口西北邊兩條伸向台灣海峽的防波堤,是草蝦的長鬚。這裡是紅毛港。

紅毛港因十七世紀初,荷蘭人在此建立軍事前哨站而得名。從十七世紀大陸閩南漁民為捕捉烏魚在當地建立漁寮開始,三百多年來,紅毛港人就在這塊土地上過著自給自足的漁村生活。東側高雄港潟湖(紅毛港人習稱「內海」)及西側台灣海峽(紅毛港人習稱「外海」)豐富的海產資源,是紅毛港人維生的依據。外海迤邐、美麗的沙灘更是小孩平常玩耍、打棒球、夏天睡覺的地方。然而,平靜的漁村生活,從民國五十六年開始發生巨大變化。

民國五十六年,高雄港務局在紅毛港北邊開鑿第二港口。同年,台灣電力公司用浚港挖出的泥沙,把紅毛港居民在內海廣大的魚塭填成新生地,大林火力發電場就蓋在上面。之後許多重大建設紛紛投入,光是民國六十年代就有中國鋼鐵公司、臨時解體船碼頭與台電大林及興達燃煤儲運場。

今日,總面積才一百一十二公頃,長約三公里,最寬處不超過四百公尺的紅毛港,周圍卻聚集了台電煤場、台電大林火力發電廠、「南星填海造陸計畫」、拆船碼頭、聯合污水處理廠等重工業建設;中國石油公司、中鋼、中國大造船廠十大建設中的三項,也在附近。

禁、限建也伴隨一連串重工業建設而來。紅毛港在民國五十七年被劃入高雄臨海工業區,開始實施限建(一定期間內不準建築)並計劃遷村。民國六十五年,港務局計劃在紅毛港建第六貨櫃中心,限建改成禁建(無限期禁止建築)。因遷村一再拖延,禁建一直持續到今天。

重工業帶來的環境污染,加上長期禁、限建,使紅毛港生活品質嚴重低落。分別於民國八十三年及八十七年,到紅毛港進行田野調查的中山大學共同科教授葉振輝,與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系主任吳連賞不約而同地指出,污染是導致紅毛港生活品質如此遭糕的主因。

在台北市捷運還沒蓋成前,紅毛港早就有「捷運」─台電煤場的輸煤帶,不過它只載煤不載人。藍色外殼的輸煤帶,橫亙在紅毛港上空,煤灰在運送過程中,常常自天空灑下,當地人戲稱它作紅毛港特有的「煤雨」。而台電煤場內推積的燃煤,像一座座的小山,強勁的海風把煤灰、煤塵吹向紅毛港村落,如入無人之境,有時全村宛如霧都。在屋外曬衣服,白襯衫一夜過後可能變成黑襯衫。因此,即使屋外陽光普照,紅毛港人還是習慣在屋內曬衣服。

民國七十七年八月,紅毛港曾爆發大規模的環保抗爭。居民圍堵台電煤場,在附近搭帳篷、埋鍋造飯,準備誓死抗爭燃煤的污染。後來在市長蘇南成出面協調下,台電花了新台幣二十六億七千多萬元以「補助房屋津貼」的名義,發給每戶新台幣六十萬元十年期的房屋津貼。

雖然台電近來逐漸關注污染防治的問題,如在煤場加裝防塵網,但台電一名幹部也坦誠,颳大風的時候,仍會有煤灰飛往居民的住宅。

另外,台電大林發電廠排出廢氣中的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等化學物質,也危害居民的健康。而中鋼、中船與中油雖然沒有直接和紅毛港接連,但工廠每天排出的廢氣受風吹拂,部分飄到了紅毛港,更加重空氣污染的程度。

「紅毛港人每個人的肺都是尼龍工廠,」作家吳念真在訪察紅毛港後,如此形容。

進出二港口的船隻與拆船碼頭解體船隻留下的油污,飄浮在海面上,在陽光照射下,彩光奪目。走進位於紅毛港漁會旁的漁港,海面上保麗龍、鐵鋁罐、紙盒載浮載沉,再靠近一點,一陣油臭味迎面撲來,令人作嘔。

油污改變海面景觀、帶來惡臭,更摧殘了漁民賴以維生的內、外海漁場。

民國五十九年,中油大林廠D-42油槽破裂,五萬公秉原油湧入內海,鄰近上百公頃的魚塭首當其衝,頓時漁池變成烏黑油池,居民養殖的魚蝦損失慘重。民國八十五年八月十日,中油大林廠第三浮油筒發生漏油,大量浮油飄浮在外海海面上,對本來已捕不到什麼魚的漁民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一位漁民就抱怨說:「原本賺吃的內、外海,現在都污染了了啊,抓不到魚,要怎麼過生活?」

除了油污,聯合污水處理廠每天排出的工業廢水及「南星填海造陸計畫」一車車往海裡傾倒的廢土與垃圾,同是污染海域的劊子手。

站在小港開往紅毛港的渡輪甲板上遠朓紅毛港,拆船碼頭數量達上百枝的拆船桅桿形成一片「桅桿森林」。今日因舊船淘汰率低,拆船工業成為夕陽工業,拆船碼頭也近乎停頓,但談起拆船碼頭過去的污染,居民仍心有餘悸,和拆船碼頭僅一路之隔的濟天宮感受最深。濟天宮廟祝指出,當時不僅噪音令人受不了,拆船時巨大的震動力,還使廟宇的牆壁龜裂過。

禁、限建使紅毛港房屋的大小、外觀,即使快邁入民國九十年,仍跟民國五十年代差不多。吳連賞表示,「很難想像一個國際港口,還有一個地方,可以停留在三十年前。」

「別人是三代同堂,這裡是三代同床。」是紅毛港當地流傳的一句笑話。 隨人口不斷增加,房屋大小卻沒變,有些紅毛港人吃飯、睡覺在同一個地方。家住在海澄里的林姓居民說:「我家只有兩間房間,三個男人睡一間,三個女人睡一間,以後小孩取老婆不知道要怎麼辦?」

空間不足,也影響到小孩的教育。海汕國小校長劉麗美表示,有些家長本來想幫小孩買電腦,但因為家裡沒有空間,只好放棄。

除了居住空間不足,紅毛港的公共建設也嚴重缺乏。海汕國小從西元一九三三年成立到現在,就一直是紅毛港的「最高學府」。劉麗美說,小孩子喜歡到學校裡玩,因為附近沒有什麼地方好玩。

路旁的檳榔攤,一大群年輕人聚集在一起賭博。紅毛港文化協會總幹事洪瑤昌指出,這是青少年沒有正當活動場所的結果。他更進一步表示,有些年輕人更染上吸毒習慣,而且為數還不少。

交通,是紅毛港人生活上的另一個困擾。

從紅毛港搭公車到市區,必須繞一大圈經過中鋼、中船與中油的廠區,最快也要七十幾分鐘。實踐大學會計系學生楊芝怡回憶以前唸高雄商業職業學校,每天早晨五點多就要起床趕搭六點的公車,當她跟同學講這種情況,同學都覺得不可思議。「搞不清楚這裡是不是直轄市?」她問。

吳連賞說,為了國家的重大建設,紅毛港人損失極大。而低落的生活品質,讓紅毛港人滿腹苦水。今年二月八日,高雄市長謝長廷到遷村專案辦公室聽取遷村進度簡報,一位老居民當著謝長廷的面激動地問:「人生有多少個三十年,這種生活環境,你來住住看!」

很多人受不了低落的生活環境,搬出了紅毛港。雖然根據高雄市小港區區公所的資料顯示,到去年底為止,紅毛港總人口將近有兩萬一千人,戶數有八千六百多戶,但實際住在紅毛港的人比這個數字少很多。因為居民雖然遷到他處謀生或居住,仍然在紅毛港保留戶籍,以確保自己的遷村補償權利。

吳連賞認為,保守估計,紅毛港至少有一半的人已經遷出。海昌里里長楊木生的估計更高,高達總人口的三分之二。

劉麗美則說,現在紅毛港的居民是有出無進,留下的都是沒有能力的人。有錢的人多數都搬到外地,沒有錢人只能留下來,繼續跟這樣的生活環境搏鬥。

除了生活品質低落,紅毛港人從祖先開始就賴以維生的漁業也在快速沒落中。

早上七點不到,紅毛港漁會旁的漁市場,一輛輛滿載漁獲的冷凍車及卡車進進出出,人聲鼎沸,好不熱鬧。乍看之下,還以為是漁民滿載而歸,但一經詢問才知道,一綑綑的冷凍魚獲不是漁民親自捕的,而是漁民到海上向大陸或越南、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漁民買來的。

海上買魚在紅毛港早就不是新聞,漁民彼此之間也心知肚明。

根據小港區漁會的統計資料顯示,民國六十六年,紅毛港漁獲量高達八十萬公斤,到民國七十五年滑落到只剩十幾萬公斤,民國八十一年剩不到十萬公斤。去年,則不到五萬公斤。吳連賞在報告中指出,紅毛港今日的漁業人口僅剩總人口的四成多,不過實際數字可能更少。紅毛港土生土長、在紅毛港漁會工作已三十多年的會務課課長洪勳就表示,紅毛港實際上還有在捕魚的人,不到百分之二。

漁業沒落,很多漁民乾脆不捕魚,改到陸地上工作。漁民多半沒唸什麼書、不認識字,除了捕魚,也沒有其他專長,因此應徵工作經常碰壁。

楊木生曾幫許多漁民做過職業輔導,但直到現在都沒有成功的例子。他感概地說,老闆嫌他們不識字、沒有技能,「甚至連應徵大樓管理員也沒有人要。」

相較於今日的淒涼,紅毛港的漁業曾有過一段輝煌的歲月。

民國六十年代,紅毛港的漁業達到最高峰。當時,光是捕蝦用的單拖漁船(漁民稱「卡樾仔」)就有一千一百艘左右,漁村一片欣欣向榮。洪勳回憶說,漁民出海捕魚一趟約半個月,好的話可以賺四、五萬元,差的話也有兩、三萬元。當時,公務員月薪才一萬元左右,如果在中鋼或中船工作,薪水更低,才幾千元。

朝鳳寺廟祝吳明月也說,當時漁民捕漁收入高、生活好,外地故娘都爭先恐後要嫁給紅毛港的捕魚郎,那像現在沒人要。

過去美好的時光,對紅毛港人來說,只能留在記憶中回味。今日,紅毛港人最大的期望是早日遷村。

民國八十一年,行政院核定將紅毛港遷到位於高雄縣、市交界的高雄市前鎮區桂楊路南、北兩側農業區。負責綜合聯繫高雄市紅毛港遷村作業各單位的工務局都發處幫工程師翁浩建表示,民國九十年遷村地的工程建設將全部完工。不過,工程完工不代表紅毛港可以順利遷村,現在仍有許多困難,像高雄縣政府遷村地的區段徵收地上物補償公告較晚,而且遷村地上多達三十五萬立方公尺的建築廢棄土也還沒有清除。

除此之外,謝長廷在今年二月八日回答村民問題時也表示,區段徵收費用,與台糖放棄領回抵價地的現金補償費用都尚無著落。

遷村案一拖再拖,負責遷村工作的港務局課員賴英明表示,十五年前遷村只要七十五億元,今天爆增到四百多億,港務局沒有那麼多經費。接著他又說,現在徵收紅毛港土地一公頃要四億元,但若是在紅毛港周圍填海埔新生地一公頃只要八千萬元,何者比較划得來?不過,基於行政院長施政一貫性,遷村政策不會改變。

對於遷村一再延宕,中山大學教授葉振輝認為,遷村案的預算涉及中央、省、市三級政府,彼此權責脫結是遷村延宕最主要的原因。

吳連賞則表示,遷村案中,港務局負責經建建設,紅毛港在高雄市政府轄區,遷村地又跨到高雄縣,闢建大林商港區跟交通部有關,遷村地的都市計畫又歸內政部管轄......,「公婆太多,事權不統一,以致於曠日廢時。」他批評政府各部門本位主義太重、不能合作,行政效率極差,「愈了解遷村的經過,愈覺得政府距大有為還有一段距離。」今年三月底,高雄市政府及高雄港務局,就為了誰該清理紅毛港境內的一堆垃圾而爭論不休。

雖然遷村日期不確定,已等了三十年的紅毛港人,仍對遷村抱持很大的希望。楊木生表示,遷村後居民就不會像現在這樣跟社會脫節,可以融入社會、接觸社會脈動,生活會更好。在探勘過遷村地點後,文化協會攝影組長李清富也說,「紅毛港人往後的希望都在這裡。」

南台灣夕陽餘輝映照在二港口海面上,波光鱗鱗。港口一邊堆滿貨櫃的現代化碼頭,與港口另一邊老舊、落後的紅毛港形成強烈的對比。

「在遷村前,我要教會學校裡的每一個小孩唱『黃昏的故鄉』,紀念他們的故鄉,」劉麗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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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毛港人」想住在一起

中時電子報 2002/01/18

⊙蘇登呼

為抗議台電儲煤場的污染、拿不到房屋津貼與遷村的一延再延,紅毛港居民意圖炸船封港與強行押走台電員工,成為新聞焦點。筆者是一位從小就離開紅毛港到外地居住的紅毛港人,雖然不住在該地,十多年來仍經常回去探視親友,並曾對該地做過長期的田野調查。在此,想從聚落文化保存的角度來看紅毛港的遷村問題。

紅毛港是一個有三百多年歷史的漁村。悠久的歷史,使該地有相當多值得紀錄與書寫的古蹟、漁業技藝以及鄉土軼聞。台灣過去盛極一時的草蝦養殖與烏魚捕捉,這裡的漁民也見證過他們的興衰。

紅毛港全村共分五里,每一里都有一間大廟。居民房屋以廟宇為中心,沿廟而建,廟宇是每一里的信仰與活動中心。在當地,同姓氏的人習慣住在一起,每一里人口以幾個姓氏為主,同時交雜其他姓氏的人,每一姓氏的「我群-他群」觀念雖強,但不同姓氏的人因長期為鄰,又同樣從事漁業,共生共棲,因此形成關係緊密的聚落。這種以里為單位,結合廟宇、血緣與居住歷史而形成的聚落,內部擁有高度的凝聚力。然而,不同的里之間因利害考量不同,有時會有衝突。只是當需要對外爭取權益時,居民會放下彼此的利益差異,在「紅毛港人」這塊共同的標籤下,矛頭一致,團結對外。

文化不僅是建築、手工藝品等有形的物品,還包含無形的習俗、語言、軼聞、鄉野故事、甚至共同的價值觀等。擁有共同記憶與深厚情感的聚落,在紅毛港文化的傳承上,扮演重要角色。許多習俗、地方軼聞、海港人的特殊口音及用字用詞等,在大人與小孩、親戚好友之間日常生活的互動與交談中,一點一滴被傳承下來。

當民國五十七年紅毛港開始被限建,居民就陸陸續續遷出,有的落腳高雄縣,有的則在高雄市,較無經濟能力或不願遷出的居民,今日仍留在當地。無論落腳哪裡,分散的遷出,已使紅毛港過去內部凝聚力相當高的聚落瀕臨解體。

當地一些有心人士原本寄望按照政府的遷村規劃,將整個村集中遷往高雄市崗山仔與高雄縣中崙等地後,可以重新打造一個團結的聚落,以三百多年的漁村文化,發展觀光業,為漁民謀求生計的第二春。

令人不解的是去年九月,高雄市政府國宅處推出補助紅毛港居民購買國宅的計畫,提供的國宅分布從高市南部的小港區、前鎮區,一直到北部的左營區。分散的地點,若真遷成,不僅硬生生把居民拆散,對已瀕臨解體的聚落的重建與文化保存,更是雪上加霜,幸好當時只有五戶申請。而報載國宅處最近打算捲土重來,以更優渥的條件鼓勵居民購買國宅。

補助購買國宅比集體遷村這個燙手山芋困難度低很多,但政策執行的便利性能夠代替人民的福祉與文化的保存嗎?政府近年來不是在大力推動本土化、鄉土化與社區總體營造嗎?與其在旁門左道打轉,不如回過頭來正視遷村與不遷村這個基本問題。

(作者為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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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3月 01, 2007

我們也許做了些好事

原寫於2004.9.14

在前文提到,田野工作(或是學術工作)與其說是服務社會,不如說是自私的個人成長,我想,同樣的道理也可以放在從事人道援助的人身上,更別說是我們這些學生志工了。真的去做了什麼之後,才真的會瞭解,其實什麼也做不到,因為什麼都做不到,所以才需要更多人去做、去嘗試,一點點地改變無能為力的現況,然而,那個當下的「一點點」常常是很挫折,也沒有感覺的,除非你有耐心等到這個種子發了芽。我在馬拉威一個月的工作,就是這麼一些不知道到底是什麼的事。

負責我們這個見習計畫的陳厚全醫師便一再地跟我們說,別把自己定位的太高,也別認為自己一定要做什麼大事,一個月很短,我們該做的便是好好地去體驗,好好去看、去觀察。因此,他給我們的工作都是一些基本的、底層的小事,希望我們能以一種謙遜的態度進入這個世界。

我被分派的工作是到Ekwendeni教會醫院(馬拉威北方),進行庫房管理的工作。名稱雖為庫房管理,但其實是整理一間堆滿捐贈物資的庫房,據說這個庫房是「每個人一打開門,看到滿到溢出來的箱子、物品,就馬上想把門關上,而且不會想再打開它」。這句話是在我們已經工作一周後才聽到的,看到那個庫房之前,我們並沒有這種心理準備,尤其是看過姆祖祖中央醫院的庫房有秩序的樣子,實在很難想像會有「不一樣」的庫房存在;因此,打開那個庫房的門的那一剎那,我完全愣住,無法做任何思考。但這是我們的工作,我們無法像其他人一樣,可以馬上把門關上,只能默默接受它,而這庫房也成為我們兩個星期的體驗重心。

開始工作的頭兩天,情緒都很不好,每天都叨念著:「怎麼會有這種庫房?」也對醫院負責管理庫房的人非常不諒解。雖然醫療團的藥師Judy曾跟我們說,馬拉威常接受許多國家的捐助,那些捐助常是企業為了減稅而做,根本不是為了「做好事」,所以,捐助的多是些過期的藥品或醫療器材,而且很多器材物品都是當地人不需要或是不會使用的。但是,當我們看到一間沒有被整理過,沒有被好好使用的堆滿捐贈物資的庫房時,心裡的那把火怎麼樣都沒有辦法平息下來,同時,滿腦子都是問號:「他們不會使用嗎?」、「到底哪一部份管理出了問題?」、「捐贈的人只負責出錢嗎?有沒有考慮過人家的需要?」但是這些問號是沒有辦法得到答案的,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埋頭工作。

於是,我們搬出了一箱又一箱兒童衣物、玩具、書籍、醫療人員的衣服,也清出了一箱又一箱發霉的繃帶。由於心情不太好,加上一心只想趕快整理完這個庫房,所以,頭幾天都是悶著頭做事,而醫院派來幫忙的搬運工,也默默地聽我們的指揮。到了第三天及第四天,該清的都清光了,庫房顯得稍有秩序時,我們的心情也好了起來,開始能跟幫助我們的搬運工聊天,也才瞭解到他們其實很想做些什麼,只是他們不知道該怎麼做。於是,我和伙伴認真地指導他們、撿拾我們需要的東西,他們也盡量做得很好。第一周,我們便把庫房整理得差不多了。

原本,我們以為自己做的是苦差事,至少跟其他組的伙伴,或跟同樣在這個醫院工作的外國人比起來。但是,第一周工作結束,看著稍有規模的庫房,心中有著難以言喻的成就感,這才發現,自己真的做了點事,而且也發現,原來成就感的獲得很容易。整理庫房的第三天,就已經有臨床治療師來庫房找他需要的治療工具,第五天,院長及英國實習生也前來向我們詢問他們需要的器具。我們並非醫療專業,整理庫房也只能憑藉著一些「型態」或「功能」粗略的區分,但似乎就已經給他們莫大的幫助了。

有個荷蘭護士聽到我們整理庫房時,驚訝地說:「你們真的去做了嗎?太好了,太好了。」從很多人的反應中,我們慢慢瞭解,這個庫房真的是這個醫院的困擾,怎麼樣也整理不好,怎麼樣也找不到東西,我們所做的,似乎是這個醫院最需要被幫助的部分,也是最能被看到的成就。

但接下來一周,我們仍深深為自己的不足感到困擾,因為,我們似乎無法再繼續細分這些醫療用具,例如我所負責的管線太多樣式及功能,往往又好像能互通,再加上這些管線並非盒裝,而是散落在各處,讓我很困擾。更重要的是,我們常對該不該丟掉感到困惑。Judy曾說,「這裡是非洲,物資缺乏,有些過期的東西仍可以繼續使用。」但當我們真的看到過期的東西,或有一點點發霉,還是會在「過期」或「物資缺乏」的選擇間掙扎,除非,遇到年紀跟我一樣「大」的醫療用品,才會捨得丟掉。在非洲的庫房工作,面臨到的考驗不是專業的問題,也不是無從整理的困擾,而是「珍惜物資」這個問題:如果物資真的如此缺乏,為什麼會出現一個千年不整的庫房呢?我一直堅信,如果這些東西在台灣,一定會好好地被使用,而不會被埋在灰塵當中。

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在工作期間內,順利且快速地整理完這個庫房,走進來的臨床治療師或其他工作人員都會對我們表示肯定,而我們的工作表現,也讓院長及外國的志工請我們吃了幾餐。最後,還有個感謝會,感謝我們的付出及表現。院長說,他從來沒想過可以在這個庫房裡自由走動,而我們卻辦到了。雖然,我們不曉得後來這個庫房會不會又因為管理不善而又變得很可怕,但至少,我們曾經給了這家醫院一個可以找到東西的庫房,也藉由與當地人一起工作還有具體的工作成果,跟這家醫院的工作人員、Ekwendeni的居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讓他們認識了我們這群從台灣來的年輕人,並不像其他來去匆匆的「遊客志工」一樣,就算時間短,我們也留下一個足以紀念的成果,這約莫是我們最大的驕傲。

回到台灣的某一天,陳醫師跟我說,Ekwendeni的院長還有其他人都向他表示很想念我們,還有一直對他表示對我們的肯定之意。我原以為只是「口惠」罷了,但是陳醫師又以實際例子跟我強調:「我們真的做了些好事」,我們除了真的讓他們得以好好使用捐贈物資外,也讓他們反省了「外國志工對他們的幫助」。對於西方年輕人來說,去非洲等發展中國家「服務」是件簡單且應該的事,但是,他們花在「想要做事」的時間上太多,往往不知道他們能做什麼而虛耗時間,在這同時,當地人也需付出相當的心力與資源來安頓這些外國人,更何況,外國人自以為他們能為當地「付出」些什麼,然而不是做不到,就是造成當地的困擾。對於非洲國家的人來說,所謂的志工,就是來了又走,不知道做了什麼事的人。於是,我們有的小小成就,也就是改變了他們對於志工的看法—應該算是好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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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與恐懼的非洲經驗

原寫於2004.9.5

從馬拉威回來後沒兩天,我就開始咳嗽、「失聲」,一位與我同去馬拉威的醫學系學生「診斷」我跟他有同樣的毛病:台灣空氣太髒,原本就有過敏性鼻炎的我們,鼻水倒流變成了痰,而引發咳嗽的症狀(他之所以下這個診斷,也是因為他回台灣後一直咳嗽,以為自己在馬拉威感染了肺結核,結果看了醫生後「真相大白」)。適逢奧運,我啞著嗓子幫中華隊加油,中華棒球隊「收工」,我的聲音也回來了。沒想到,事情還沒結束。

上周末,上台北開讀書會的途中,身體很不舒服,讀書會的伙伴(也是一起去馬拉威的朋友)不禁打趣地問:「不會得了瘧疾吧?!」我怒瞋他們:「最好這就是瘧疾的症狀啦。」這周我開始打工,病情加重,鼻水像洩洪一樣,帶著一些咳嗽,我自己到醫院跟醫師「報告」我的鼻炎太嚴重,請他開藥給我,反正沒發燒就是「小事情」。沒想到隔天我就開始發燒了,我當時只想吞包退燒藥就可以了,沒想到,我媽在旁邊「怯懦」地問我:「你…會不會得了瘧疾了?」三天之內,我被問了三次「是不是得到瘧疾」這個問題,我也才認真地想起:「對耶,我忘了吃抗瘧藥了!」----不過我也僅僅想到沒吃抗瘧藥這件事,壓根就不覺得自己得到瘧疾,雖然我在馬拉威每天都被蚊子攻擊。

以這個無聊的「生病記」當開頭,無非是想討論「去非洲」這件事。到非洲去的人都會有個「特殊經驗」,就是事前打黃熱病等熱帶疾病的預防針,還有服用奎寧這類抗瘧疾藥,吃這些藥並不代表不會得到瘧疾,而是在得到瘧疾時,能「減輕」症狀,如果我們在非洲得到瘧疾,還可以找得到醫生治病,找得到藥吃,但萬一回到台灣才發病,在瘧疾已經絕跡的台灣,要找到治療的藥或醫師,恐怕是很困難。因此,服用這類藥物,對我們來說,像新奇的「儀式」,畢竟,醫療團的人都不吃的(他們長期待在非洲,就算得到瘧疾也可以得到治療)。

所以,瘧疾之於我們,或者是對我們的親友來說,都是一個「放大」的疾病,因為,我們去過非洲。但是對當地人來說,瘧疾就像感冒一樣,一年得到一次瘧疾很正常,抗瘧藥在超市都買得到,就像我咳嗽流鼻水,只消到便利商店買包感冒藥就好,瘧疾對他們來說也有相同的意義。於是,我便得到一個很無聊的類比:對美國人來說,感冒是很不得了的疾病,得到感冒的小孩通常都會在家休息不上學;但對我們來說,感冒是家常便飯的事,甚至不吃藥,多喝水就可以自然痊癒的小病,但瘧疾對我們來說,便是個要謹慎面對的疾病—如果我們用疾病來當比較觀點,是不是能推論出到底誰比較強,誰比較弱呢?(哈哈)

由於在非洲是與醫療團有較多的互動,所以接觸較多疾病與治療的事情,很自然地會把視線放在這類問題上頭,所以,才會發生同伴以為他自己得到肺結核的事情或者是我「得到瘧疾」的疑惑,而不像以往會自我判斷「這只是感冒」,畢竟,「我們去過非洲」。雖然這類疾病的潛伏期已經(幾乎)過去了,但這一個月的生病經驗,或許也就是一個小小非洲經驗的縮影----因為非洲,所以連疾病都不同了。

而這個不同,也讓我們在台灣習以為常的事,因為「在非洲」而有了不同的經驗與感覺。例如,在台灣,被蚊子叮雖然很不舒服,但那只是件擦擦綠油精,或讓他自然消腫的小事情,可是在非洲,「蚊子」對我們來說是會使我們害怕的敵人,因為它有很大的可能是瘧蚊。所以,出門要噴防蚊液、晚上睡覺要掛蚊帳,每天都會「感覺」自己有沒有被蚊子叮到。不過,這樣的「小心翼翼」持續不了多久,除了睡覺掛蚊帳(還是會被叮)外,防蚊液懶得噴,奎寧會忘了吃,連穿涼鞋、短褲出門也開始不忌諱了----或許我們都已經開始讓自己像個馬拉威人了,也或許已經不會感覺這之中的「不同」了。

倒是去北方的野生動物公園,竟又出現了讓我們「小心」的生物—彩彩蠅,那是一種被它叮,就會一直睡覺,起不來的「蒼蠅」,那個地區有很多,而我們又無法判斷那是不是彩彩蠅,所以,只要是看到長得是蒼蠅樣,就會一直要打死它,不然就趕出車外。

那天,我在自己的日記裡,記下這一段:
為什麼開始怕蒼蠅? 為什麼開始怕蚊子? 討厭和怕是不一樣的。
因為是不同世界嗎? 為什麼心裡有恐懼?

因為「不同」,而有的非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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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威行之先聲奪人

原寫於2004.9.2

「老實說,不論是當時或現在,我都覺得田野工作或其他學術研究,其正當性不在對集體的貢獻,而是遠為自私的個人成長。學術研究就像修道院生活,專注追求個人性靈的完美,其結果或許會服務較大的層面,卻不能以此論斷它的本質。」~《天真的人類學家,小泥屋筆記》

我其實很不喜歡《天真的人類學家》這本書,也許就因為他嘲弄了人類學家的使命感,不過這是後話。當我讀了前幾頁,發現這位牛津大學的人類學教授竟然沒有做過田野調查,便足夠讓我感到吃驚(註1),更別說帶著旅行支票前去喀麥隆做田野這件事,是多麼讓我「不以為然」,心想:這傢伙不是從沒離開過歐洲,就是一個標準象牙塔裡的無知書生。對這個作者的「誠實」已經挺瞧不起的了,更別說接受他前面幾頁對於前往喀麥隆的「現實描述」--或許,就是因為他調侃的那份人類學家的使命感,我對於「異化」他人總是難以接受,更何況還是帶著一個歐洲菁英份子的姿態。也只有身在非洲,才能好整以暇地翻完這本書(雖然是上廁所的時候才會讀它),我不得不承認他對於人類學田野觀察的批判,他只是用一種調侃的方式,呈現「批判人類學」的觀點,雖然,這個心得也只有熟悉人類學的人才會心領神會的。

然而,我卻想用同樣一種觀點,也就是前述的引言,為我前去馬拉威前的種種疑惑做出解答。在我觀察了與我一起前去馬拉威的伙伴,還有反省我自己後,只得到了一個結論:這是一個自私的自我成長。不論真假或者是演戲,很多人都抱持著「熱忱」與「理想」前去第三世界服務,話也許說得好聽,但憑我們現在的能力,什麼也做不到,更何況我們連非洲到底長得什麼樣子都搞不清楚。因此,此行一個月的收穫,約莫便是徹底挑戰我們的「理想」、「興趣」、「愛心」、「平等」等等任何你可以冠上的官冕堂皇的理由口號,甚至是挑戰「演技」。也不管後來自己承不承認,從非洲回來後,自己的某部分已然改變,對世界的看法也有所不同。

(或許以《天真的人類學家》為引言的關係,我竟然也用同樣一種嘲弄的語氣來寫這一篇,哈哈)

我的伙伴們有著各種專業背景,醫學系學生、學經濟的、學公衛的、學語言(學)的,年紀差距不大,但仍有所謂的差距存在,有自小生活生活在便利都市的台北人,也有中南部的人,抱持著不同的動機與目標(雖然說出來的都是「體驗」)前來,原先的背景已然有差距,夾帶著不同的價值觀到了非洲,負責這個計畫的陳醫師,又將我們分成三組,送往三個任務不同、地點不同、環境也不同的地區,生活了一個月之後,我們原先有的「不同」,加上生活體驗的不同,使我們所看到的馬拉威、非洲,甚至所謂的「人道援助」更為不同。

也許這些話是我的藉口,為我將來談論馬拉威或者非洲的「片面之詞」找個理由,也就是「這是因為我的背景加上我的經驗,還有因為我被放置在某一個觀景窗,所看到的某一片視野」而已,畢竟,要談非洲是一件異常困難的事,有過非洲經驗只是讓你對於這個經驗越趕模糊罷了。我在馬拉威時,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怎麼搞的?當你覺得已經瞭解馬拉威的風景時,又可以變出新的風景?」非洲不是黑暗的,它是有很多色彩的,即便我只待在馬拉威的北部。

因此,對於許多熱切期待我的故事、心得的親友,我總是抱持著聳聳肩的態度面對他們,我想,以前我太過於嘰嘰喳喳地談論「旅行」中的事,或許是那只是旅行,我只須丟出個旅行中的小故事,便可以交代我這段旅程,畢竟,不會有人認真地想聽你從旅遊書上背來的典故,或者是這國家的政治經濟。但對於參加一個人道援助的見習計畫,又是去個不知名的非洲小國,花了一個月時間,實在很難只丟個小故事就算了,尤其是,必須盡全力跟大家描述非洲不是個到處都是野生動物,沒有一堆毒蛇猛獸的地方,人種雖大多是黑人(北非與南非的膚色沒那麼黑),但那不等於紐約哈林區那些讓人生畏的「黑人」,也不是你從discovery看到的不穿衣服、手持矛箭的「黑人」(說實話,我一度還為此挺討厭discovery的),更沒有誇張到必須要帶著手套與他們打招呼(據說有三個香港的醫學系學生帶著手套與口罩來到馬拉威一家醫院工作,也許他們害怕疾病傳染吧,只是,他們是醫學系學生,難道不知道愛滋病跟瘧疾的傳染途徑是什麼嗎?)。媒體與我們的世界給了我們一些假象,我並沒有打破他的資格還有責任,但最起碼在日後提到非洲時,都能給它一點點色彩與笑容。對我而言,這也只是一段經歷罷了。

註1:「田野調查」是人類學這門學科知識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有最大區別的研究方法,雖然現在許多學科都號稱以「田野調查」為研究方法,但與人類學學者、研究者真正與當地人一起生活個半年、一年,學習他們的語言、瞭解他們的活動慶典、因時節不同而有的活動…..仍是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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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馬拉威的開始

原寫於2004年9月

前往馬拉威對我而言是一個新的經驗,因為我去年才知道有這麼一個國家的存在,更別說對他有什麼樣的認識,他周邊的鄰國坦尚尼亞、莫三比克、辛巴威名氣都比它還大(最起碼在文獻中出現過幾次),因此,我要去的是一個我一無所知的國家,而我對我將要面對一個月的生活與工作,也同樣沒有概念。儘管,在網路上看了些資料,也聽過一兩個人談過馬拉威,看過一些照片,但這些話語怎麼樣都無法跟我腦中的知識庫、經驗庫有任何連結,照片只是照片,而數據也只是數據。

與其他人的興奮或期待相比,我一點感覺沒有,沒有焦慮不安,也沒有興奮期待,我想,那是因為當初並非不是我「自告奮勇」地想要探索非洲大陸,所以才有這個機會,而是,漫不經心地想試試看能不能申請到印度的經費,卻意外變成參與前往馬拉威的一個見習計畫。當下我是很掙扎的,畢竟,我要參加計畫書口試,又要前往印度,我似乎沒有心力前往一個陌生的大陸,而且一待就要待一個月,一個月是一個普通學生暑假的一半,但對於一個研究生而言,這段時間最起碼能完成一部份的田野,也可將畢業的時間縮短一個月。我決定把球丟給我媽媽。

以往,只要我說要出國,我媽一定反對在先,妥協在後,沒想到,這一次她竟然爽快地答應讓我去印度和非洲,讓我很錯愕。為我寫經費申請推薦信的所長也對我說:「我想,應該是老天爺想讓你做些什麼事吧。」我常常遇到很多挫折,或意外的經驗時,也這麼對自己說,因為,自己常常被一些「球」撞來撞去,撞離開原有的軌道,往另外一個軌道跑,而自己也因此而有了改變。於是,我開始為前往非洲而做了心理準備:來吧!!

話雖如此,但可能不是自己原先準備要去的,還有與非洲大陸有著文化、歷史上的距離,使我怎麼樣也沒有辦法好好做做功課,更無從跨越那段隔閡。直到我去了馬拉威,一直到我回台灣前,這種距離感始終揮之不去,這問題讓我跟醫療團的陳醫師談了許多次,我想釐清的是,我自己的問題,還是這真的是個大問題。不過,後來我才發現,這問題似乎不只出在我身上而已,只是我自己想要正視這個問題罷了。

過去在東南亞,我心裡都會冒出一個聲音:「他們好可憐。」但是我到了馬拉威之後,卻這個聲音從來沒有在心中出現過,到底是我看事情已經懂得「去可憐化」了?還是我跟他們之間的距離大到我完全就是個「客觀」、不帶感情的人呢?陳醫師總是說,歐洲人、白種人總是帶著「愿罪」來非洲服務,因為他們過去殖民了非洲,造成非洲今天這般光景,所以,抱著負責的態度前來,加上他們的祖先曾經在這裡生活過,他們也想看看祖父、祖先來過的地方;但黃種人不同,在歷史上沒有淵源,便能以客觀的態度來看待事情,以及為他們服務。然而,這種「客觀」是否真的值得存在?我心中始終抱持著疑問。那有點像是水災發生,氣象學教授還在抓著理論,談著基本的氣象學定理,至少,我自己很多時候看到馬拉威所謂的「問題」時,只能用後殖民理論或是全球化的觀念來解釋,這很容易就能解釋得通,但這是一種失去熱情的表現,無助於去瞭解眼前的問題。當你對一個文化、一個國家、一段歷史有所謂的「責任感」時,這樣的熱情才可能引發你的付出,也因此才能為你和這塊土地劃上連結。所以,「客觀」的觀察是不是好的?我自己也找不到答案。

但是,這只是我回台灣之前,丟出來的問號,我知道才一個月的時間,並不足以讓我找到答案,而這個問號,或許能成為我下一次到非洲的動力。果然,回台灣的漫長的飛行過程中,我讀著一本描寫非洲問題的冷硬的書,竟然發覺過去在台灣讓我讀不下去的冷硬的、陌生的文字,在那段時間,竟然能輕易閱讀與瞭解—雖然裡頭舉的例子是奈及利亞—我才真的發覺,雖然我沒有任何答案及太多的觀察瞭解,但這一個月最起碼讓我跟非洲建立了一個連結,非洲之於我,再也非遙不可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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