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2月 27, 2007

做了什麼或不做什麼--海外醫療服務之思考(2)

原寫於2004.6.30

行前一週,我開始看漫畫(這是我用來平衡壓力的方法),看的剛好是描寫消防隊及急難救助隊的「め組大吾」,長長二十集的漫畫主要以主角從一個消防隊菜鳥慢慢變成英雄為描述主軸,其中也不乏許多災難處理、救助的概念。看前半部時,還只是想:又是一個反抗體制的英雄!但後半部,卻藉著主角與其上司的互動,還有印尼蘇門達臘火災的國際救援的故事,給了我們一個概念:「自己最重要的東西要自己保護。」也就是說,不能夠一直期待著別人來幫你滅火,別人來救援你,或是幫你保護你最重要的東西,而是平時就應該保護自己,並且,自己想辦法保護你最重要的東西、人民或國家。這個觀念非常地重要,而這個重要性,也曾從許多海外志工的的說法中的得到證實。

看完這個漫畫後,我突然恍然大悟:我的確不應該去做什麼,但是,如果可以的話,我可以告訴他們,他們必須要自己幫助自己才行。我的心結正式打開,則是出發前一天,我一邊在理髮店剪頭髮,一邊讀連加恩的書—我從來沒想到要看他的書過,可能是因為看他上媒體很多次,聽過很多次他的演講,他做了什麼都已經知道了,覺得不需要再看他的書了。而當時看連加恩的書,其實只是為了替自己再打一劑強心劑罷了,這樣說好像很嚴重,我不過就是跟著去打混罷了,又不是去服兩年的外交役,似乎不必要搞得這麼焦慮,但我只是想知道「做了那麼多事的連加恩」到底態度是什麼?結果,我看到一樣的結論。

從印度德里到達拉達克的第一站義診,我驚訝地發現,路竹會稍微改變了過去義診的模式(註),從過去為病人治病的短暫服務,到現在採取的是與當地醫生一起看診,並且一邊教他們醫療技術,讓他們學會新的器材與醫療觀念,最後,將醫療器材送給他們,讓他們學會作戰方法的同時,也有武器可用。這麼一來,這裡的居民不必再等待一年兩年的義診,也可以享受稍好的醫療服務,而且,路竹會也不需要在耗費成本在同樣的地點義診,而是去開拓更需要幫助的地區。

所以,幫助人的人不必然要是一種問題解決者的姿態,當然也不是救世主,但是,我們可以給他們自己保護自己,自己幫助自己同胞的觀念,給他們武器也好,提醒他們也好,最後可以讓他們自己付出心力或擔負責任,用符合他們自己文化、習俗的方式,來當自己同胞的英雄。當初,美援幫助台灣站了起來,台灣也可以伸出援手讓第三世界國家、地區自己站起來,自己站起來的力量是比軟弱地接受救助可貴的。今天,我們不應該對他們抱持同情,認為他們可憐、弱勢,應該抱持的是信心,他們是能夠解決自己的問題的,而我們自己也是。

此處節錄甘乃迪演講時所說的話:「你們當中有多少人願意為了美國和自由,在非洲、拉丁美洲或亞洲待個十年?你們當中那些未來要成為醫生的,有多少人願意待在迦納?那些要成為技術專家和工程師的,有多少人願意旅行於全球各地從事服務工作?我們是不是一個有競爭力的自由國家,就決定於你們願不願意將生命的一部份貢獻給這個國家。」

(我依然沒回答我做了什麼,國內義診我是發營養品,國外義診主要是幫忙拍攝工作,偶爾兼當密護掛號,或是打雜。去非洲呢~據說是要當庫房管理的,其實做什麼還不知道—總之,因為什麼都不會,到最後就變得什麼都會了。例如,醫學系的學生不會碰到牙醫工作,卻也當起牙醫助理來,醫檢師也可以當牙醫助理。不過這有什麼呢?連加恩都挖井、蓋孤兒院了,馬拉威的羅一鈞才是菜鳥醫生就可以在馬拉威開班授課了,藥師張幸運也在哥斯大黎加蓋起學校來。什麼都可以做,問題是要怎麼做?這問題太難,不是我去十天一個月可以想出來的。)

註:以往我並不覺得義診有什麼不對,尤其是在台灣,況且,在偏遠地區,醫生親自走到你家門口,應該是件很好的事,然而,此次印度行,與醫師們聊天,才發現這種義診模式以非主流價值而且容易遭受質疑,一個本文刊出時才正要當住院醫師的朋友說,其實醫療相當複雜,例如對慢性病患者來說,義診幫不了什麼。而參與多次國際義診及健康計畫的醫師也說,這不是主流的作法,現在的主流作法是醫療團模式,要深入,且時間長。這些質疑是出自於一個短暫的義診,可能破壞當地的醫療系統,當然,無法長遠幫忙也是最大的原因,儘管義診模式可以更深入偏遠地區,如同過去傳教士,還有慈濟的緊急救援系統。

我所參與的另一項非洲計畫的組織,則是屬於較主流的模式,建立一種長期的研究或是醫療計畫。也讓我開了另一種眼界。只是,到底應該怎麼做才是對的?我的認識還早,不便批評。但願我能有更深入的瞭解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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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什麼或不做什麼--海外醫療服務之思考(1)

寫於2004.6.30

扯了一大堆後,終於切入正題了,那就是「我為什麼到拉達克」、「做了什麼事」。這個問題很難回答,而且,也是不能以一種旅遊似的嘻哈態度說說的,因為,我不是去旅行,不是去體驗異文化,而是去實踐自己骨子裡一直想做的事,儘管我可能沒什麼實際功用,但至少這是我的第一步。

這次到拉達克,是台灣路竹會第115次義診,我從台灣路竹會第一百出頭的(國內)義診開始加入,國外義診是第一次參加。參加的原因為義診地點是我夢想中的印度,而且花費時間短,更重要的是,我第一次參加國內義診時,就答應會長我會去印度義診,我這個人太重信諾,即便是會長可能已經忘記了,我還是覺得不能爽約—雖然後來從天上掉下一個去非洲一個月的計畫緊接在印度義診之後,讓我一度猶豫不絕想要放棄。

問題來了,什麼是台灣路竹會?這問題我已經回答上百次,卻也無法說清楚,它不是在高雄路竹,也不是教會組織,有興趣的人可自行上網查。總之,每當我被問這個問題時,心裡總會埋怨那個射手座的會長,沒事取一個號稱要讓人看不出搞什麼鬼的名稱幹嘛?不過,在此我仍要簡單地交代一下,它是台灣第一個國際認可的 NGO組織(慈濟於去年十二月成為台灣第二個被認可的NGO),這個組織每個月都會有國內偏遠地區的義診,每隔一段時間會有亞洲、非洲、中南美的義診活動,算是集合了大批的醫護人員到各個地區「勞動服務」,而這些平時被我們以為是月入斗金、吹冷氣看病的醫生們,竟也對這樣的顛波甘之如飴—在國內義診,可不會讓你住豪華大旅館的喔,多半是在學校、教堂打打地鋪就睡了,在國外,也只有在過境時會住住旅館,否則,義診地區多半偏遠窮苦,哪來的舒服旅館給你住呢?所以,常常我都會覺得這些人真了不起,儘管後來其實發覺這其實是很普通的事。

回到原話題。我在出發前兩週特別感到焦慮,因為我的日文課進度會趕不上,因為我從印度一回到台灣就得馬上趕赴花蓮參加論文計畫書口試,我沒辦法好好準備或跟口委聯絡,因為印度之後馬上又有個非洲行程長達一個月,等於我有長達兩個月的時間一切事情都要停擺,而我當時茲茲念念的只有我的日文課跟做不完的研究,還有其實不想離開漫畫跟日劇。

我當時很討厭自己,為什麼搞了一堆事情給自己煩?更氣自己竟然讓理想就被這種簡簡單單完全不需要著急的理由給壓倒了(不過,這些事情也都算是我的年度計畫)?不管我怎麼日思夜想,我的惰性總是勝過我的熱情,我抱持著最後一刻隨時反悔的心態,直到離開台灣前最後一次回花蓮。

當時在火車上,我讀了研一時就讀過了的「亞馬遜河溯源記」,那是一個中國時報記者跟著路竹會到亞馬遜河義診寫下的書,曾在中國時報上連載,我當時看還沒什麼感覺,但那一天,我光是看夏珍寫的序就開始在火車上掉眼淚,夏珍說原本當記者都有些理想,但不知不覺就被消磨掉,而這個記者卻能秉持著這樣的理想,吃著旁人無法想像的苦,完成了這些採訪……。我感動是因為,她也提醒了我一直希望自己不要忘記的熱情,也同時想到我其實一直很擔心自己什麼都做不了,既然做不了,又何必去窮攪和?從大學畢業到那一刻,我都仍覺得學新聞的一無是處,我並非否定我的同學及學長姐們,也非否定所有的沒體工作者,只是就我個人而言,唸新聞真的什麼都做不了,當記者也什麼都說不出,因為我那原始的小小的熱情,或者是個人的價值觀,讓我發現我的背景無法為我找到答案,這樣的惶恐直到唸研究所還是得不到解決,這是我個人的問題,所以,我必須靠著所有的實踐來肯定自己,尋找自己。

但在非洲醫療團的台灣醫師,還有慈濟參與國際救援的醫師並沒有因為我的背景,認為我做不了什麼,反倒是聽到我人類學及新聞的資歷而頻頻說:「那很好那很好,你一定能夠發現問題,不要緊張,不要太想要做什麼,什麼都不需要做,你只要觀察就好,而你最會觀察了!」他們一直跟我強調,積極介入不是好事,保持著觀察、發現問題的心就相當可貴。也許因為他們的話,還有這本書的閱讀,我開始慢慢收回那差點要放棄的心,重新思考如何調整自己的步伐。然而,我還是沒辦法告訴自己:我是誰?我去做什麼?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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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2月 14, 2007

用「正名」來換虛名

我忘了到雲南之前的新聞都報些什麼了,也許是王又曾的新聞吧。

然後我自以為可以和台灣的政治歷史新聞暫時道別一下--因為我自以為是地決定保持緘默,打算拒絕任何中國人挑起的政治話題。沒想到,在雲南的第一天,我就遇上了個韓國女大學生,我的雙腳還沒站穩那塊土地,就大談台獨話題了。也因為這個經驗,讓我覺得很慚愧,為包含我自己在內的台灣人的狹隘感到慚愧。特別當那個23歲的小女生清楚地告訴我「台灣是一個國家,我們歷史課本裡都是這樣子說的」之時,我還努力想一下:那我們的歷史課本怎麼講韓國?

這整段故事,容我之後再說。我總是對這個韓國女生的「台獨」思想感到好笑,他不服氣地抓來另一個韓國男生來向我證明:「對我們韓國人來說,台灣是有主權的獨立國家,我們的課本都是這樣說的。不是一個國家,為什麼92年我們的政府會和你們斷交呢?外交,是國與國之間的事務啊。」這兩個韓國人又接著說,他們知道斷交這件事讓台灣人不喜歡他們,可是這是政府的決定,因為當時的國際情勢如何如何...。

我看著這兩個韓國人試圖以不太流利的漢語,在酒吧裡對我「主張」台獨,聲音越來越大到讓我緊張地說:「小聲一點!這是公共場合。」我那時候覺得他們真的很可愛,也很感慨,他們是二十出頭的大學生,認真學著週邊國家的語言,了解東亞這塊地區的國際情勢與歷史糾葛,認真地跟我陳述著日韓之間的愛恨情仇,也跟我說韓國和中國之間的矛盾。當我又拿出我的一百元新台幣時,他們可以辨認鈔票裡的人物是孫文。他們問我民進黨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關係...。

台灣呢?不要說台灣的大學生,不要說二十歲,說三十歲、四十歲...,不要說東亞的政治與歷史,不要說中國的政治與歷史,我們可能連我們自己和日本之間的關係,中國之間的關係都搞不清楚。國際觀,不是比賽誰的英文流利,是比賽誰願意多了解誰。

我不是質疑他們,而是太驚訝了。我說:「日本人都不知道台灣是什麼了!」他們不以為然地說:「日本除了自己,又願意去認識誰呢?」我小聲地在心裡說:「台灣也是,而且台灣可能連自己都不認識。」

第二天,我遇到個日本人。不曉得是不是我臉上寫著「政治」,我們的話題竟然也扯到了台灣政治歷史,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這好像是我出國旅行的宿命。西方人或許不能夠了解,但是,我和東亞國家的朋友總能持續深入討論這些事情。幸運的是,中國的朋友非常有默契地不談政治。除了一個北京的大學生問我台獨思想是不是很盛?「看怎麼定義台獨,如果說盛的話,那我應該也是台獨份子了吧。」我一邊咬著分明就是台製的漢堡,一邊緩慢地說。那時候我已經快離開雲南了,忍不住想:「為何我這趟旅程,以台獨開始,又以台獨作終呢?」

在香港機場時,我開始思考旅行這段時間的觀察感受,卻也沒有忽略掉香港機場繁忙的航線與繁榮之感。相較於桃園機場的冷清,從香港,感覺到了一個以航線、旅客描繪出來的小型經濟世界。我不禁深深感慨了解商人對於三通的迫不及待,感受到一種西進的力量。

諷刺地是,回台灣的班機上,迎接我的新聞是「正名」。

由於氣候問題,航班被打亂,所以我有將近一整天的時間耗在昆明和香港機場,中飛港,港飛台的飛機上,想了好久這些問題,感覺到台灣以一種類似黑洞的力量方式,朝自己的肚臍眼縮進去,縮得越來越小,看不到別人,看不到亞洲,看不到世界。只看自己....的肚臍眼。然後,我就被飛機上每個人攤開來看的報紙上的標題擊潰,到一種非常無力沮喪的地步--當然,我也累了。

正名的理由,非常簡單,就是歷史和國際。回到清朝時期的「歷史」,並以台灣的「商標」邁向國際。很有道理,但也非常好笑。

我先說,我樂意以台灣之名的東西,樂意清楚彰顯我所居之地的這個清楚的認同。

但是,若不談什麼選舉目的,拼政績,浪費納稅人的錢之類的話,當一個韓國大學生能夠清楚表述台灣是個主權獨立國家之時,能夠用歷史來論述東亞政治關係之時,我們的政府以「歷史」之名告訴我們,清朝時期,我們的郵政的標記就是「台灣」。清朝?!清朝治台的沈葆禎、劉銘傳誰派來的?好個「歷史」,好個去中國化。不思透過各種實質的方式,藉著國際交流討論,和鄰近國家的交合,來浮現台灣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主體性,而是以歷史之名自清。連韓國大學生都不如。還敢講國際?沒有實質內涵的「台灣」商標,不和中國搞混,難道就不會和泰國搞混?

老子(不是長輩那個老子,是道家那個)就跟你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了。總統的同鄉,賦予「台灣」這個名號實質內涵的那個大導演拍的那部大片,也已經跟你說了「一切都是虛名」。不懂老子,不看李導演的電影,不想和華文太熟,也沒有好好讀書,就不要假裝自己很有學問。捨本逐末的正名,還是虛名。

所以,這就是你們執政八年想要留的名?

就貼在你們的肚臍眼上吧。

(情人節在這個部落格貼這篇實在很不健康,不過誰叫無名維修,我別無選擇)

p.s 這個改名的漫畫有好笑到:改來改去,就是為了改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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