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因緣際會，吳音寧隨同友人在元旦之前拜訪Chiapas。元旦，對於查巴達來說是個重要的日子。因為，1994年一月一日，查巴達以「今天，我們說：夠了！」這篇宣言向墨西哥政府宣戰，每一年元旦，舉辦新年慶典的同時，也會宣讀革命宣言。1994年元旦，革命的第一槍開啟，這一天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NAFTA)生效的日子，這是個以美國為首，與墨西哥、加拿大共同簽署的協定，字面上很清楚地說明了這個協定強調自由貿易，而「自由貿易」本身就彰顯了資本主義經濟中弱肉強食的殘酷。爭了一世紀，從殖民帝國手中奪回土地，希望重新回到印地安人與土地連結關係的墨西哥原住民，在政府遲遲不改革的困境中，又雪上加霜的，見到了美國的大手伸向他們資源與土地。他們，不得不荷起槍怒吼。
因為，Chiapas雖擁有豐富的資源，但他們卻是墨西哥最窮的人。政府剝削他們，NATFA簽署以後，石油管並堂堂往資本主義大國輸出，這塊土地的血汗已快流盡，他們不得不保衛自己的家園，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傳統。
正是這樣的背景，才有查巴達的產生。
雖然他們強調傳統，卻運用最新的科技向世人傳遞他們的聲音：網站、郵件、廣播。因此，他們的領袖馬可士（subcomandante Marcos）是繼切格瓦拉（Che Guevara）之後，拉丁美洲最富盛名的偶像。他透過優美且具有寓意的文筆，寫下了許多故事與想法，利用科技向世界傳遞他們的理念。與格瓦拉不同的是，馬可士從不露面，蒙面、煙斗與紅領巾是他的「標誌」，他本人則是個謎團，人們不知道他是誰，長得如何，只知道他的文字與聲音。
也正是因為他的文字宣言與科技，許多人慕名而來參觀，包含吳音寧。Chiapas成為觀光地，而這群慕革命而來的觀光客，便被稱為「政治觀光客」。
看到這個詞之時，我不禁笑了出來。今年暑假，我與友人才為了「人道觀光客」這個詞，搞得不舒服又不自在，想不出適切的方法跳脫這樣的框框，沒想到，政治地，也有類似的說法。這是一種目的式的形容詞。我方才了解，為什麼吳音寧的書寫沒有讓我有新的感受，也才知道為什麼讀pathology of power的第三章時，覺得有些不耐--Paul Farmer的Partners in Health只在墨西哥有輔助計畫，Paul Farmer本人亦未涉入這裡的健康醫療計畫。他僅是聽海地的人提到這裡，感到好奇，藉機來此了解。因此，比起其他章節他以深入的故事來談論結構暴力，或是高談闊論他的計畫，此章節，Paul Farmer也只是以「人道觀光客」的身份，說出Chiapas的歷史與衛生條件。Paul Farmer與吳音寧的不同，僅在於一個是美國醫生，一個是台灣作家，但同樣談查巴達、談馬可士，同樣抨擊權力，同樣同情弱勢。一個微小的差別是，吳音寧稍微強調了族群，Paul Farmer依然覺得「沒有族群問題」，是「貧窮」問題。
我對經濟問題很沒轍，因此，NAFTA的問題一時之間無法了解。印象中，這種自由貿易問題多半充滿了正向的語言，競爭、發展與自由，雖然了解當中資本主義性質的問題，但並不十分清楚「讚揚」之聲背後的哭聲。約略瞄了一下對自由貿易充滿溢美之詞的文章報告，突然想通這是站在「發展國家」立場的報告與報表。在競爭之下，對資本主義大國相當有利，而台灣自認為經濟強國，思考模式不出資本主義這一套。但若從墨西哥等結構之下的國家來說，這是相當程度的剝削與不公。
如果用同樣的方式來思考查巴達，讓人好奇的是，墨西哥民眾如何看待查巴達呢？他們站在哪一個角度看？同是壓迫者，或是其他？當美國媒體不斷以「族群紛爭」來描述查巴達的反抗運動，淡化自己的角色與霸權時，世界又怎麼看待查巴達呢？當吳音寧與Paul Farmer用「同情」的角度來書寫他們時，而我們讀到的都是這類的意見時，我很好奇，有沒有其他的主流意見來批評、對抗這樣的思想呢？
也許，太平洋另一側島國的讀者，就只能使用想像了。
蒙面叢林書中，馬可士的歡迎詞：
兄弟姊妹們，歡迎來到墨西哥東南山區，
我們是查巴達民族解放軍。
山教導我們：
武裝以便發聲，
遮住臉孔，以便現身，
忘記名字，以便被命名，
而保護過去，是為了迎向未來。
兄弟姊妹們，我們邀請你們一起來會面。
貼近心，你會知道，我們沒什麼特別，就是單純的男人與女人。
你會發現，我們是造反的鏡面。
我們就是你，
我們都是查巴達。
星期日, 11月 12, 2006
chiapas啟示(2)略談蒙面叢林
星期二, 11月 07, 2006
chiapas啟示（1）相關網路文章摘要
最近讀Pathologies of Power的第三章
這個工作並不困難，一下子就翻出了很多資料，特別是查巴達人民解放陣線 (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簡稱EZLN或Zapatistas)的故事。而這也是Paul Farmer在這一章節主要談的事。
張翠蓉也寫了許多關於查巴達的事：
※誰勝誰敗？
※歷史對對碰─從台灣到墨西哥
關於墨西哥與查巴達的文章：
※墨西哥週末(一)：墨西哥人的言論空間
※尋找蒙面軍(二)：老革命的自白
華勒斯坦也有一篇：查巴達：第二階段
還有其它：
※晨光世界觀：【墨西哥查巴達】
※墨西哥農民報告
※我們就是你，我們都是查巴達！
※戰爭狀態下的恰巴斯
※拉丁美洲原住民運動方興未艾
其實這不是原住民問題，而是貧窮問題，是結構的問題。
問題繼續追索的話，可以拉到NAFTA，然後就又可以拉出很多文章，包含：
※社會公正與全球貿易
※小布希擴張NAFTA野心勃勃
※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經驗與教訓
※誰要自由貿易區？-從墨西哥的經驗談起
我思考的是，在美國這個經濟強國的「包覆」之下，拉丁美洲小國似乎「無完卵」，他們並不因此受到庇蔭（受到庇蔭的是有錢人與政客），而是對美國產生矛盾的衝突。同樣的思考，應該也放在台灣身上...。
書還沒讀完，先做簡單的網路作業筆記。
星期四, 11月 02, 2006
悼念詮釋人類學教祖--Clifford James Geertz
這其實是個蠻現實的事。經濟學大師、社會學大師、文化研究者去世，佔的版面都很多。但，一代人類學大師去世，CNN、BBC都看不到，更別說台灣媒體連一小條訊息都沒有。身為Geertz的後生晚輩、徒子徒孫（這種系譜非常難畫），我認為有發佈這則消息，並且好好討論他老人家的義務。
當代人類學的學者、學生，幾乎都深受Geertz影響。尤其他提出的詮釋（interpretation）人類學研究取向，具有相當的創新性與區別性，讓人類學的文化研究展現出新的特色，並且也影響了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甚至，也改變了在他之前的社會科學學者過份著眼於結構、社會的觀點視角，從人的行為與文化意義出來，來回看整著社會結構。
Geertz的觀點，說明了研究不可能客觀的現實限制，他認為身處在某個文化的人人不可能準確、有意義地呈現另外一個文化因此，他也說，人類學家很難做一個被動、客觀的觀察者，而是以他們的聲音敘事的個別創造者（individual creators of narratives, with their own voice）。
許多人類學研究者要界定研究中的文化時，時常引用Geertz對於文化的解釋：Geertz在《文化的詮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一書中，引用韋伯的觀點說「人類是一種將自己置於自身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這裡的「意義之網」就是文化。而人文科學所從事的是意義的詮釋，而非尋找法則的經驗科學。因此，受到他的啟發的研究取向，多半從人的經驗、行為出發，進行一種細緻的理解與觀察，以自己的文化來「轉譯」該文化，成為一種「文本」。所以，人類學家的工作，應該是不停的寫作。
此時運用的技巧，叫做深描（也有翻譯成厚描，thick description）。也就是說，從一些動作、行為開始，展開一系列的詮釋文本。最有名的例子是眨眼睛的例子。他說，人類眨眼睛的時候，有各種不同的意思，有時候可能是熟人打招呼，有時候可能是眼睛吹進沙，有時候可能是暗示。如果在一個同樣的脈絡中，例如，我們覺得老師的笑話不好笑，我朝你眨眼睛，那我的意思可能是傳遞你一個消息，而你也懂我的意思，這時候的眨眼睛就不是打招呼，也不是進沙子。所以，這種動作可以像記者報導一樣，」單純描述外在表現、時間地點，但是，如果是人類學家的深描，要抓的是意義結構、深沈的東西。
Geertz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他去巴厘島做鬥雞的研究。由於鬥雞不合法，所以，村人多半秘密進行。他一個外國人在那裡晃來晃去，老是找不到人和他交談，對他解釋，但他還是一直去參加鬥雞比賽。有一次，警察來了，大家慌忙逃跑，他也跟著跑，跟在一個當地人後頭跑，後來跑進他家。眾人好奇這個老外學者怎麼跟著跑，覺得很有趣，也就打破了和他之間的距離，願意和他分享。因為這個警察逮人事件，Geertz從一個outsider，變成了一個與他們一起逃跑的insider，也得以開始這個象徵、詮釋與文化的有名鬥雞研究。
景仰Geertz的研究，我們所上的師生還一起組團前往印尼朝聖呢。對我來說，Geertz是我學習人類學時，覺得最佩服的前輩，不但創出了一個新的理論、研究取向，對於研究的熱情也透過紙張傳遞到我們的心裡。我非常慶幸有在論文中感謝他。
不過這篇文章，是不是寫得有點混啊？我畢業一年多了，Geertz老杯杯的教誨都快忘光了。
我喜歡的幾個人類學家，Geertz今年去世，八十歲。Levi Strauss老先生已經快100歲了（1908年生），Marshall Sahlins也要八十歲了（1930年生），然後還有David Schneider (1918)、Mary Douglas (1921)...，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周遊列國，老是在發展中國家打混，他們都是一把老骨頭了啊。但還是希望他們頭好壯壯！
延伸閱讀：
星期一, 10月 30, 2006
再談海外醫療服務04.9.1
我那位在蘭嶼做研究的學姐於我出發道印度前問了我一個問題：「為什麼要參加海外醫療服務？」這個問題的重點不是服務，而是「海外」。
這是個具爭議性的問題。去年我參加海外醫療研習營（TUSO）時，也有人站起來質疑主辦者：「為什麼是海外？不是台灣。」也有很多人質疑慈濟：「台灣有很多人需要幫助，為什麼要幫助大陸災民？」這個問題也出現在我心裡。在印度時，一位醫師朋友也跟我這樣說著他的掙扎：「我該來海外嗎？」而對我學姐來說，與其飛到遠得看不見的地方做事，還不如好好為自己的家鄉、社區服務。與其廣為施愛，不如向下紮根。
此行去馬拉威前，台灣又發生一場天災（人禍？），連我自己也沒有倖免於難，很真實地發生在我身邊。看著電視畫面的自己，心裡其實很難過又無能為力的：我如果連自己的家園都沒有辦法好好照顧幫忙，又怎麼能管到其他國家的事？當電視新聞中呼喚需要醫生時，我心裡會想著：「這些醫生朋友有沒有想到要進去呢？」（註1）而我自己搭飛機所花的錢，是不是就可以幫助一些人呢？或者，我應該要開始加入一些重建工作、更認真地參與反對蘇花高或各種新建設的工作呢？這場災害考驗著我自己的信心跟想法—雖然也是不怎麼確定的想法。此時，我同樣用一本書來找答案，於是我讀了《卡羅‧歐巴尼醫師傳奇》。
這本書是第一位因SARS身亡的醫師的傳記。歐巴尼便是那位在越南醫治陳先生，而後發現SARS，隨之捐軀的醫師。當時，他不但緊急通報了世界衛生組織這種新興的病毒，同時也因為馬上警告越南政府，使得越南成為第一個成功遏止SARS的地區。但若非讀了這本書，會以為歐巴尼的功績僅止於此。事實上，這位醫師他所做的，都是在人道援助當中非常重要的計畫，他也曾代表「無疆界醫師」（MSF）到奧斯陸領取諾貝爾和平獎，就職於世界衛生組織，還有發動藥品人人買得起的運動。
歐巴尼在1999年領取諾貝爾和平獎時說：「是哪一種特質，使得助產士、護士、醫生以及訓練有素的後勤工作同仁們，都成了和平的使者？是什麼因素使得治病、裹傷變成了具有高度價值的政治活動？面對媒體的麥克風，我們可以驕傲的高呼給所有的人聽，這獎不是頒給我們這些人的，而是給我們追求的理念，那就是：健康與尊嚴是全人類應該享有的！」這本書當中提到許許多多歐巴尼的事蹟，特別是對於藥品專利權的不滿與控訴（註2），這些數據跟事實提醒著我：「沒錯！眼光不能放在這個小島上。」我想起了許多外交役男志願到第三世界國家去的原因：彰基、屏基與門諾等醫院在台灣的故事。這些傳教士、外國人當年來台灣，用醫療以及其他援助幫忙台灣，台灣現在有了能力，為何不去幫忙其他國家？
也許很多人會嫌台灣不好，失業問題嚴重、經濟衰退、健保制度有問題……，但這些問題是發生在一個已開發國家，一個能夠用選票選出一個領導者的國家，一個醫療、社會福利、急難救助、公共衛生、地方行政機能健全的國家，這個國家不需要擔心瘧疾，不愁買不到藥，不需要看個醫生要整整走上八天，每個人都能受教育，有熱水可以洗澡（註3）……。這個國家醫藥新聞關心的是文明病，癌症、痛風、性能力、減肥藥…，這個世界百分之十的人口關心的疾病，然而影響這世界百分之九十的人的存活的疾病，是不存在於這個世界的。台灣的問題，是可以靠著大家的知識水平還有努力，一起改善與進步的，然而，這世界絕大多數的人都是無能為力的—他們無法像南投災民一樣「走出來」，他們的世界更小，小到無法想像一個沒有貧窮與疾病的世界。
想著想著，突然覺得有點好笑，自己似乎完全忘記了這幾年來在人類學這個學門中學到的，並不是去區分他人與自己，而是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問題，都是人類的問題，沒有什麼台灣或其他國家的問題，在「全球化」的今天，怎麼樣都無法區分你我，就像台灣的「天災」一樣，過度開發所種下的因，必是全台灣人共食的果，這是生命共同體的概念，而人類的存亡也彼此相關—SARS不就是個最好的例子嗎？
註1：本文完成於深夜，今天中午預備上線時，接到路竹會劉會長的電話問我要不要一起去災區，車隊於凌晨預備南下。我尚未擺脫情緒，一下子就答應了，忘了明天是週五，而我週末就要出發到非洲了。不過，我仍然感到很高興，我「曾經」可以略盡心力。
註2：歐巴尼：「市場機制的運作是狠毒的，藥品的價格並不是以藥廠造價來訂定，而是以富庶市場所能承受的標準來定價，以工業發達國家人民的荷包來定價，於是發展中的國家（說得好聽一點）連最普通的抗生素都買不起。至於那些在我們這裡已經不存在，而在落後國家地區仍然很普遍的疾病，其所需的藥品跨國藥廠是不肯費時費財為他們製造的，因為無利可圖，窮人是付不起的。然而這些跨國企業，利用第三世界的窮人來試驗他們的藥品，試驗成功之後再加以註冊專利，所訂價格是窮人買不起的，就像實驗室裡的動物，用完就被遺棄。」（p.141）
無疆界醫師組織現任主席歐賓斯基：「我們不能坐視窮人付不起就只有死這一慘無人道的現象，我們不願意再聽到商業利潤比擁有健康重要，我們不能眼睜睜看著婦女、兒童、成人因有藥可治的愛滋病、昏睡病而死亡，有藥不用，完全是人為因素。」
註3：我曾在大愛台看到慈濟志工探訪一個貧困家庭的報導，有個畫面似乎要描述這些孩子如何辛苦地燒開水，以便有熱水能洗澡。相對於現在有電熱水器的家庭來說，這似乎是個很可憐的家庭，我當時心裡想：以台灣的環境，這的確很辛苦可憐，可是，對那些連水都沒有的國家，這又算什麼呢？一位去過馬拉威的北醫學生說，他問那裡的人為什麼不洗熱水澡，馬拉威人回答他：提水是很辛苦的，連洗個澡都不容易，怎麼還有熱水澡？因為敏督利颱風帶來的災害，我們家被迫停水四天，我似乎很能體會這種感覺，我打開水龍頭看到黃澄澄的水都該偷笑了。聽說一直到我去非洲那天，我家都不會有水，我算是提前體驗非洲生活了（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