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拉威行之先聲奪人

原寫於2004.9.2

「老實說，不論是當時或現在，我都覺得田野工作或其他學術研究，其正當性不在對集體的貢獻，而是遠為自私的個人成長。學術研究就像修道院生活，專注追求個人性靈的完美，其結果或許會服務較大的層面，卻不能以此論斷它的本質。」～《天真的人類學家，小泥屋筆記》

我其實很不喜歡《天真的人類學家》這本書，也許就因為他嘲弄了人類學家的使命感，不過這是後話。當我讀了前幾頁，發現這位牛津大學的人類學教授竟然沒有做過田野調查，便足夠讓我感到吃驚（註1），更別說帶著旅行支票前去喀麥隆做田野這件事，是多麼讓我「不以為然」，心想：這傢伙不是從沒離開過歐洲，就是一個標準象牙塔裡的無知書生。對這個作者的「誠實」已經挺瞧不起的了，更別說接受他前面幾頁對於前往喀麥隆的「現實描述」--或許，就是因為他調侃的那份人類學家的使命感，我對於「異化」他人總是難以接受，更何況還是帶著一個歐洲菁英份子的姿態。也只有身在非洲，才能好整以暇地翻完這本書（雖然是上廁所的時候才會讀它），我不得不承認他對於人類學田野觀察的批判，他只是用一種調侃的方式，呈現「批判人類學」的觀點，雖然，這個心得也只有熟悉人類學的人才會心領神會的。

然而，我卻想用同樣一種觀點，也就是前述的引言，為我前去馬拉威前的種種疑惑做出解答。在我觀察了與我一起前去馬拉威的伙伴，還有反省我自己後，只得到了一個結論：這是一個自私的自我成長。不論真假或者是演戲，很多人都抱持著「熱忱」與「理想」前去第三世界服務，話也許說得好聽，但憑我們現在的能力，什麼也做不到，更何況我們連非洲到底長得什麼樣子都搞不清楚。因此，此行一個月的收穫，約莫便是徹底挑戰我們的「理想」、「興趣」、「愛心」、「平等」等等任何你可以冠上的官冕堂皇的理由口號，甚至是挑戰「演技」。也不管後來自己承不承認，從非洲回來後，自己的某部分已然改變，對世界的看法也有所不同。

（或許以《天真的人類學家》為引言的關係，我竟然也用同樣一種嘲弄的語氣來寫這一篇，哈哈）

我的伙伴們有著各種專業背景，醫學系學生、學經濟的、學公衛的、學語言（學）的，年紀差距不大，但仍有所謂的差距存在，有自小生活生活在便利都市的台北人，也有中南部的人，抱持著不同的動機與目標（雖然說出來的都是「體驗」）前來，原先的背景已然有差距，夾帶著不同的價值觀到了非洲，負責這個計畫的陳醫師，又將我們分成三組，送往三個任務不同、地點不同、環境也不同的地區，生活了一個月之後，我們原先有的「不同」，加上生活體驗的不同，使我們所看到的馬拉威、非洲，甚至所謂的「人道援助」更為不同。

也許這些話是我的藉口，為我將來談論馬拉威或者非洲的「片面之詞」找個理由，也就是「這是因為我的背景加上我的經驗，還有因為我被放置在某一個觀景窗，所看到的某一片視野」而已，畢竟，要談非洲是一件異常困難的事，有過非洲經驗只是讓你對於這個經驗越趕模糊罷了。我在馬拉威時，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怎麼搞的？當你覺得已經瞭解馬拉威的風景時，又可以變出新的風景？」非洲不是黑暗的，它是有很多色彩的，即便我只待在馬拉威的北部。

因此，對於許多熱切期待我的故事、心得的親友，我總是抱持著聳聳肩的態度面對他們，我想，以前我太過於嘰嘰喳喳地談論「旅行」中的事，或許是那只是旅行，我只須丟出個旅行中的小故事，便可以交代我這段旅程，畢竟，不會有人認真地想聽你從旅遊書上背來的典故，或者是這國家的政治經濟。但對於參加一個人道援助的見習計畫，又是去個不知名的非洲小國，花了一個月時間，實在很難只丟個小故事就算了，尤其是，必須盡全力跟大家描述非洲不是個到處都是野生動物，沒有一堆毒蛇猛獸的地方，人種雖大多是黑人（北非與南非的膚色沒那麼黑），但那不等於紐約哈林區那些讓人生畏的「黑人」，也不是你從discovery看到的不穿衣服、手持矛箭的「黑人」（說實話，我一度還為此挺討厭discovery的），更沒有誇張到必須要帶著手套與他們打招呼（據說有三個香港的醫學系學生帶著手套與口罩來到馬拉威一家醫院工作，也許他們害怕疾病傳染吧，只是，他們是醫學系學生，難道不知道愛滋病跟瘧疾的傳染途徑是什麼嗎？）。媒體與我們的世界給了我們一些假象，我並沒有打破他的資格還有責任，但最起碼在日後提到非洲時，都能給它一點點色彩與笑容。對我而言，這也只是一段經歷罷了。

註1：「田野調查」是人類學這門學科知識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有最大區別的研究方法，雖然現在許多學科都號稱以「田野調查」為研究方法，但與人類學學者、研究者真正與當地人一起生活個半年、一年，學習他們的語言、瞭解他們的活動慶典、因時節不同而有的活動…..仍是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