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觸霧社事件（7）：關於霧重雲深之下

皇民化運動的風潮，讓他們也想追隨父親「報效皇國」，投入戰爭中。無奈，大東亞共榮圈的期待未果，日皇於昭和二十年（1945）接受波茨坦條約，宣佈投降，戰爭停止。根據開羅宣言，台灣收復，重回祖國的懷抱，讓台灣漢人歡欣鼓舞，但對於佐塚愛祐與下山治平的孩子來說，「祖國」又是再一次的迷惘。

他們無法回日本，因為母親被日本父親拋棄，因為母親是泰雅族人，因為母親有黥面。母親無法接受拋棄他們的日本，深恐到了日本會遭受更大的污辱。於是，帶著日本及泰雅血緣的他們，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下，在漢人主導的社會中，又是因為族群差異，又是因為語言隔閡，他們繼續坎坷前進。被歧視、排擠，找不到生存的空間，剩下的，除了酒，就是酒。

當然，這之中，還經歷二二八事件，幫助謝雪紅等人，對於台籍日軍的威脅，進入公家單位，改漢名，加入國民黨。就是台灣近代史的參與者。

昌男的長子征雄，因為自己的命運坎坷，酒後會高喊著：「我是日本人，我是泰雅族人，我是台灣人，我是中國人。」然後繼續哭著說：「我都不是，我是泰雅族的棄子，我是日本人的孤兒。」然後不停地喝。

征雄這個名字，夾帶著對他父親征戰南洋得勝的期待。在他的宿命裡，希望他能揚眉吐氣，光耀門楣，「即使這個門楣是烙印著菊花與黥面標記，但這個正字標記被小米酒污穢了，被現實的台灣社會擊倒了。」征雄長期酗酒，因為肝硬化去世。

征雄的弟弟輝雄，投身軍旅，表現良好，卻遭人嫉妒。遭陷害後，心神不寧，求職之路不順，精神失常，投濁水溪自殺。下山宏與佐塚豐子的獨子，也因為夾在多重社會的複雜身世下，每天酗酒，後來醉死在埔里。昌男自己也因無法適應漢人社會，因為語言隔閡，屢遭挫折，鬱鬱不得志，酗酒，中風。

直至後來，亞娃伊及昌雄等人，都被接到日本照顧。雖然是他鄉，但是，他的父親的墳墓在此，其他家人也在此。雖然離開熟悉的土地，但和家人在一起，亞娃伊終於嚐到好久不見得家的滋味。

平順的生活，應該是一個人最基本的心願。但是，被捲入歷史的這家人，連最基本的認同和生存權利都沒有，他們有三個名字，有三個國族，被迫說好幾種語言，沒有一個是自己能夠選擇的，也沒有哪一個接納他們，而他們也找不到認同，只有飄零的根。

如果我們不把人的生命故事，拿出來個別看，只是停留在一種對立的框架中，就無法知道歷史造成的「業」，社會的「業」，還有更多我們難以發現的角落。然後，我們也會被強迫置入一種對立當中，不知不覺被箝入一種莫名所以的意識形態對抗中。

與其夸夸談正義，談歷史，談人權，談公平，不如細細描述、體會、挖掘人生命故事當中的各種五味雜陳。因為這些滋味都沒有標準，只有時空之下的發生。他們沒有框架，只有真實體驗之中的存在。

這是我學會重新看霧社事件的開始。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