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觸霧社事件（5）：探索歷史，拒絕簡化

前幾天看到這則新聞，忍不住搖頭：你看，平地人（漢人）就是這樣。一個歷史事件，難道只能夠容許一種聲音，一種經驗，只能用一種論述來還原、建構嗎？「外省人欺壓本省人」是一種經驗感受，難道「語言隔閡引發誤會」就不能是經驗感受嗎？

不談歷史這麼大的東西。今天，若發生一起集體打架傷人事件，進了警察局，然後，受傷的人告打人的人，進了法院，上了法庭。發生事情的當下的動機、過程，經過警察局筆錄，再透過法庭審訊，中間會出現多少因為個人經驗感受不同所作出來的陳述？檢察官起訴，法官斷案，律師辯護，難道不會因為各自「執法」立場不同，選擇性的為當事人辯護？我學刑法時，知道，「罪」的成立，必須有構成要件，而六法全書羅列了「成罪」的構成要件。雖然有構成要件，還是要因為各種加加減減的動機、情有可原、「諒及...」來做出一個「剛剛好」顧及情理法的判決。

所以，一個發生不久的事，都需要層層琢磨，一起歷史事件，怎麼能夠輕易被論斷？我可以尊重你的史觀，你的詮釋角度，但你不能夠輕易否定我的史觀與詮釋角度。台灣社會的紛亂，就是將歷史政治化，而不是將歷史當成經驗。過去的衝突，沿襲到今日變成政治衝突。過去互不了解，現在變成「不願傾聽」。一樣的事情。不是誰聲音大，誰比較有權力，誰就可以駁斥別人的經驗觀點。一個賣煙的阿桑，在那個爆發衝突的當下，他的經驗就是賣煙時的「雞同鴨講」，你要叫她拿到族群、政治層次，是不是也太強人所難了？所以，林江邁、他的女兒的經驗觀點，也需要被說出來--雖然影像工作者會再一次建構，加入自己的「陳述」方式。所以，歷史是透過不同型式被呈現，透過不同的紀錄建構出來的。

（寫上面這一段～似乎要有繃緊皮的心裡準備）

回到霧社事件。這個歷史理解難度遠高於二二八的原因在於，它還牽扯到我們不容易理解的賽德克文化、歷史，賽德克人的經驗想法，同時，從日治到抗日，到「二次霧社事件」（有人不同意這樣的歸類），到皇民化運動學日文改日名把自己當成日本人，再到國民政府的治理、漢化、改變，再到現在的原住民意識興起、正名、要求自治...，所以，從今天回去看這麼一連串因為政治力量扭轉的歷史軌跡，失去的環節更多，無法拾起的碎片更多，建構更多。

以花岡家族集體自殺為例。被日本人選為模範番童的花岡一郎、花岡二郎在霧社事件發生後，帶著一家大小到山裡自殺。花岡一郎先殺了妻子及剛出生的小孩，然後以武士切腹的方式自殺。花岡二郎先殺了家裡的人，幫他們臉上蒙布，再以賽德克人的方式上吊自殺。自殺時，穿著日本和服外套賽德克傳統衣服，並且攜帶番刀。原本日本人以為花岡一郎、二郎為霧社事件當事人（此事至今仍是謎）批評他們背叛，看到他們自殺的情形，發覺他們懂日本的「義理」精神，才覺得佩服。但是，花岡一郎、二郎的角色、舉動，至今仍難以解讀，但可以想像的是他們心中極強的矛盾。

漢人，素愛以二分法來區分事情。忠，不忠，孝，不孝。有著賽德克靈魂、生命的花岡一郎、二郎，深受日本栽培之恩，也明白日本現代化教育的優點，他們一心想「服務族人」、「幫助族人」，最後卻陷入這個大難題當中，為了「忠」及「義理」，他們選擇了可以交代的方式離世。當然，這是一種比較理想的詮釋。人和自己的文化、社會、生命經驗中間衝突的矛盾，不是當事人，恐怕都難以體會，也很難給予一個論斷的形象結論。

然而，不同的社會、政權，卻給他們不同的評價辯論，日本人原視為叛徒，後感佩他們的大和魂。國民政府將一郎入祀忠烈祠，卻引來他們是「傾日份子」的否定批評。他們不斷被「忠」、「奸」評價拉扯，彷彿只能在此間存在。

在鄧相揚的「風中緋櫻--霧社事件真相及花岡初子的故事」中就寫到：「當一個人面對生與死的抉擇時，激起生命極端之矛盾與痛苦的人，莫過於至今仍飽受忠奸爭議糾纏的花岡一郎、花岡二郎，他們兩人的自殺正是所謂「花岡精神」的極至表現。」（鄧相揚，2004：160）
但是，這就是歷史好玩之處，當社會亟欲以樣板化的形象，簡化的分類來化約一件事，一些時，我們還是可以繼續探索，透過各種方法、接觸，來找出新的詮釋與解讀方法。

所以，我們要一定提醒自己，不要被這些激化的對立、衝突，政治化的歸因、論述所限制住。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