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觸霧社事件（4）：中斷，談書寫觀點

因為Portnoy把「旁觸霧社事件」系列文章收入黑米，linau提出了他的看法如下：

後來讀到霧社事件時，也為這規模龐大的抗日事件所震憾；再深入瞭解，又為當時先祖所 伴演的角色所惑。其實在那個年代，這個話題一直是禁忌，無人敢觸碰，就是家裡人也從不曾提及。
直到在1979年初，在打狗與一親日番後人聊及，才知道Doda與Dgdaya之間的確有矛盾存在。這個觀念，直到另一本口述史再提及，又印證了在川中島所聽聞的故事，這本書就是「Kumu Tapas 部落記憶-霧社事件的口述歷史 翰蘆 2004」，裡面的口述人多是熟知之老人，只是他們從未隨便胡亂述及。
那個事件，包括了至少六個社的勢力者或意見領袖，他們的心聲被Mahebo的意見領袖所簡約消音；致從未有任何題材來以另一角度去詮釋這個事件？
且未有人強調，味方（親日）番又以何種觀點看待事件的發生？急切於啟動二次霧社事又基於什麼因素？
再來是一再強調了「霧社事件」，那麼誰是最大的受益人？很顯然，真正親日與抗日者都不是。就像強調了「靖國神社事件」，只有讓當時參加「高砂義勇軍」者不論生還與否？會瞭解到他們之被利用，而並未被真正關心。

其實我在網路上也看過同樣的質疑：「二十元硬幣上的莫那魯道」。我非常珍惜不同觀點、聲音，讓事情的拼圖可以慢慢貼上補足，我們對於歷史的想像與社會的看法也曾能更充足。但是，書寫必然都有經驗背景和立場。因為想補足這些意見，所以，繼續書寫前，必須要先談我發展這系列書寫的立場觀點，讓這類書寫的視角清楚一點。

首先，我是個閩南漢人，台灣社會的族群分類之本省人。我的祖先，是那群先奪取原住民土地、將之驅逐到山上，然後成為「台灣主體」的中國移民。而我受到的教育，是黨國的國民教育，主體是更晚來到台灣的中國移民，將台灣海峽那邊的思想、史觀一併移到這座島嶼，在思想文化層面，再一次以中原文化「鋪」上台灣。無論那一種「主體」，我都可以自然融合的，但這卻限制了我對台灣與台灣歷史的認識想像。所謂的漢人中心、本位主義，是牢不可破的。

而我現在所談的歷史事件，是被許多社會文化層層建構，再分頭詮釋的：國民政府、日本政府、台灣原住民、賽德克人、霧社事件遺族、文史工作者、影像工作者，味方蕃、甚至是被強迫遷移離開川中島的漢人，他們都有話要說。要打破單一論述偏見的方式，就是讓他們把話都說出來。並且，同樣一個歷史事件，原就有不同參與者夾帶自己文化經驗介入的詮釋觀點。對我而言，我就是一個學習重新站在原住民視角看歷史的漢人。

我對霧社事件了解的起點，先是課本，再來是鄧相揚老師的書。鄧老師的書寫，從莫那魯道等六大社的角度出發，也有拉進味方番及日本人的故事。很多歷史紀錄的工作，其實持續進行者，當台灣主體觀越來越強時，原住民的聲音或許可以越來越釋放，我們對歷史的了解也能越來越清楚。

其次，我並非真正參與調查的文史工作者，僅僅是參加活動，而進入歷史現場，然後觸發許多感觸，這些感觸是一個文化強勢的漢人的感觸，也是一個人類所畢業生站在人類學觀點進行的重新詮釋。人類學並不是嚴謹的科學，它強調的是承認自己的文化背景，「置入其中」，試圖同理，而後將它轉譯成自己文化可以接受理解的語言。所以，雖然我所學不精，但仍試著拋出人類學領域對於文化歷史的論述方式。這是我「推廣人類學」的使命感作祟。如同我說的，人類學的研究正是想理解文化差異與衝突，而這個社會太多衝突，卻未見人類學者的聲音。小毛頭如我，趁著書寫，夾帶這樣的理念。

最後，我仍要強調「人觀」。集體記憶是一種，大架構的歷史論是一種，但是，貼近個人生命經驗也是一種讓人學著從個人的角度同理。霧社事件的當事人幾乎都不在人世，他們的後代的詮釋方法，也未必和他們的祖先相同--尤其中間還經過皇民化運動跟國民黨教育的洗禮。複雜的事件，論述的角度也很複雜，這就是我們為何要質疑台灣和日本課本片段簡化的原因。因為不同意簡化，所以，要了解、書寫與討論。

我選擇的，仍是由自身經驗接觸得來的感想。這中間，自然漏失了很多東西，但我想，這次接觸與思考的經驗，絕對是未來再面對這些口述資料或歷史紀錄的很好的根基。

Gramsci說，要讓老百姓的故事變得重要，就必須把它放在賦予其豐富性的權力和意義的世界脈絡下。我關心的是「老百姓」，所以不得不把「霧社事件」的架子搬出來，從這樣的一個歷史事件中，來回頭看待社會。再吊個書袋：因為人類學所描繪的對象不只限定在空間，也著重時間，這不僅因為歷史是社會在時間中的開展，也是因為社會是歷史的制度形式（Sahlins 1985:xii）。

再更深入的討論，可以扯到傅科的言說、歷史等相互構成的討論。不過這樣太累了～（喘氣）

（待續）

P.S：其實，不過就是去跨個年而已嘛....（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