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11月 12, 2006

chiapas啟示(2)略談蒙面叢林

談pathology of power的第三章之前,或許應該先透過一位台灣女性的觀點與書寫來看Chiapas與查巴達民族解放軍(Zapatista National Libertion Army,簡稱EZLN。這個名字和墨西哥革命英雄有關,下一篇將再論)。吳音寧,一位台灣女性,詩人吳晟的女兒,曾經親訪Chiapas,寫下了「蒙面叢林」一書。這個策略,除了因為中文閱讀較可親外,也是因為我們同屬太平洋另一頭的島國的子民,對於拉丁美洲同樣陌生,卻也同樣好奇。同文同種的背景,吳音寧的描述必然比Paul Farmer易懂--Farmer酷愛夾雜著西班牙文,讓我這個已經無法辨別人民與地名的台灣讀者,更是困惑於那不停跳出的殖民帝國文字。

因為因緣際會,吳音寧隨同友人在元旦之前拜訪Chiapas。元旦,對於查巴達來說是個重要的日子。因為,1994年一月一日,查巴達以「今天,我們說:夠了!」這篇宣言向墨西哥政府宣戰,每一年元旦,舉辦新年慶典的同時,也會宣讀革命宣言。1994年元旦,革命的第一槍開啟,這一天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NAFTA)生效的日子,這是個以美國為首,與墨西哥、加拿大共同簽署的協定,字面上很清楚地說明了這個協定強調自由貿易,而「自由貿易」本身就彰顯了資本主義經濟中弱肉強食的殘酷。爭了一世紀,從殖民帝國手中奪回土地,希望重新回到印地安人與土地連結關係的墨西哥原住民,在政府遲遲不改革的困境中,又雪上加霜的,見到了美國的大手伸向他們資源與土地。他們,不得不荷起槍怒吼。

因為,Chiapas雖擁有豐富的資源,但他們卻是墨西哥最窮的人。政府剝削他們,NATFA簽署以後,石油管並堂堂往資本主義大國輸出,這塊土地的血汗已快流盡,他們不得不保衛自己的家園,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傳統。

正是這樣的背景,才有查巴達的產生。

雖然他們強調傳統,卻運用最新的科技向世人傳遞他們的聲音:網站、郵件、廣播。因此,他們的領袖馬可士(subcomandante Marcos)是繼切格瓦拉(Che Guevara)之後,拉丁美洲最富盛名的偶像。他透過優美且具有寓意的文筆,寫下了許多故事與想法,利用科技向世界傳遞他們的理念。與格瓦拉不同的是,馬可士從不露面,蒙面、煙斗與紅領巾是他的「標誌」,他本人則是個謎團,人們不知道他是誰,長得如何,只知道他的文字與聲音。

也正是因為他的文字宣言與科技,許多人慕名而來參觀,包含吳音寧。Chiapas成為觀光地,而這群慕革命而來的觀光客,便被稱為「政治觀光客」。

看到這個詞之時,我不禁笑了出來。今年暑假,我與友人才為了「人道觀光客」這個詞,搞得不舒服又不自在,想不出適切的方法跳脫這樣的框框,沒想到,政治地,也有類似的說法。這是一種目的式的形容詞。我方才了解,為什麼吳音寧的書寫沒有讓我有新的感受,也才知道為什麼讀pathology of power的第三章時,覺得有些不耐--Paul Farmer的Partners in Health只在墨西哥有輔助計畫,Paul Farmer本人亦未涉入這裡的健康醫療計畫。他僅是聽海地的人提到這裡,感到好奇,藉機來此了解。因此,比起其他章節他以深入的故事來談論結構暴力,或是高談闊論他的計畫,此章節,Paul Farmer也只是以「人道觀光客」的身份,說出Chiapas的歷史與衛生條件。Paul Farmer與吳音寧的不同,僅在於一個是美國醫生,一個是台灣作家,但同樣談查巴達、談馬可士,同樣抨擊權力,同樣同情弱勢。一個微小的差別是,吳音寧稍微強調了族群,Paul Farmer依然覺得「沒有族群問題」,是「貧窮」問題。

我對經濟問題很沒轍,因此,NAFTA的問題一時之間無法了解。印象中,這種自由貿易問題多半充滿了正向的語言,競爭、發展與自由,雖然了解當中資本主義性質的問題,但並不十分清楚「讚揚」之聲背後的哭聲。約略瞄了一下對自由貿易充滿溢美之詞的文章報告,突然想通這是站在「發展國家」立場的報告與報表。在競爭之下,對資本主義大國相當有利,而台灣自認為經濟強國,思考模式不出資本主義這一套。但若從墨西哥等結構之下的國家來說,這是相當程度的剝削與不公。

如果用同樣的方式來思考查巴達,讓人好奇的是,墨西哥民眾如何看待查巴達呢?他們站在哪一個角度看?同是壓迫者,或是其他?當美國媒體不斷以「族群紛爭」來描述查巴達的反抗運動,淡化自己的角色與霸權時,世界又怎麼看待查巴達呢?當吳音寧與Paul Farmer用「同情」的角度來書寫他們時,而我們讀到的都是這類的意見時,我很好奇,有沒有其他的主流意見來批評、對抗這樣的思想呢?

也許,太平洋另一側島國的讀者,就只能使用想像了。

蒙面叢林書中,馬可士的歡迎詞:

兄弟姊妹們,歡迎來到墨西哥東南山區,
我們是查巴達民族解放軍。

山教導我們:
武裝以便發聲,
遮住臉孔,以便現身,
忘記名字,以便被命名,
而保護過去,是為了迎向未來。

兄弟姊妹們,我們邀請你們一起來會面。
貼近心,你會知道,我們沒什麼特別,就是單純的男人與女人。
你會發現,我們是造反的鏡面。
我們就是你,
我們都是查巴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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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11月 07, 2006

chiapas啟示(1)相關網路文章摘要

最近讀Pathologies of Power的第三章,關於墨西哥Chiapas省的故事。對於東亞地區小島國的人來說,墨西哥是太遙遠的地方,故事也太陌生,我在各個時點跳來跳去-哥倫布、殖民、墨西哥革命、NAFTAF簽署、現在...,卡在英文與西班牙文的相互轉換中,連海地都來擠一腳。一堆陌生的詞彙,不認識的人名,讓人茫然的事件不斷擠湧而來,我決定求網路之神的幫忙,先幫我解決Chiapas這個地名與故事。

這個工作並不困難,一下子就翻出了很多資料,特別是查巴達人民解放陣線 (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簡稱EZLN或Zapatistas)的故事。而這也是Paul Farmer在這一章節主要談的事。

張翠蓉也寫了許多關於查巴達的事:
※誰勝誰敗?
※歷史對對碰─從台灣到墨西哥

關於墨西哥與查巴達的文章:

※墨西哥週末(一):墨西哥人的言論空間
※尋找蒙面軍(二):老革命的自白

華勒斯坦也有一篇:查巴達:第二階段

還有其它:
※晨光世界觀:【墨西哥查巴達】
※墨西哥農民報告
※我們就是你,我們都是查巴達!
※戰爭狀態下的恰巴斯
※拉丁美洲原住民運動方興未艾

其實這不是原住民問題,而是貧窮問題,是結構的問題。

問題繼續追索的話,可以拉到NAFTA,然後就又可以拉出很多文章,包含:
※社會公正與全球貿易
※小布希擴張NAFTA野心勃勃
※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經驗與教訓
※誰要自由貿易區?-從墨西哥的經驗談起

我思考的是,在美國這個經濟強國的「包覆」之下,拉丁美洲小國似乎「無完卵」,他們並不因此受到庇蔭(受到庇蔭的是有錢人與政客),而是對美國產生矛盾的衝突。同樣的思考,應該也放在台灣身上...。

書還沒讀完,先做簡單的網路作業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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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11月 02, 2006

這是留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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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詮釋人類學教祖--Clifford James Geertz

10月30日,一位人類學大師Clifford James Geertz去世 (born August 23, 1926 in San Francisco, died October 30, 2006),享年八十歲 。意外地在紐約時報看到這則新聞,除此之外,用google搜尋,就沒有這則新聞了。但普林斯頓大學有將他的消息與新聞放上網站

這其實是個蠻現實的事。經濟學大師、社會學大師、文化研究者去世,佔的版面都很多。但,一代人類學大師去世,CNN、BBC都看不到,更別說台灣媒體連一小條訊息都沒有。身為Geertz的後生晚輩、徒子徒孫(這種系譜非常難畫),我認為有發佈這則消息,並且好好討論他老人家的義務。


當代人類學的學者、學生,幾乎都深受Geertz影響。尤其他提出的詮釋(interpretation)人類學研究取向,具有相當的創新性與區別性,讓人類學的文化研究展現出新的特色,並且也影響了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甚至,也改變了在他之前的社會科學學者過份著眼於結構、社會的觀點視角,從人的行為與文化意義出來,來回看整著社會結構。


Geertz的觀點,說明了研究不可能客觀的現實限制,他認為身處在某個文化的人人不可能準確、有意義地呈現另外一個文化因此,他也說,人類學家很難做一個被動、客觀的觀察者,而是以他們的聲音敘事的個別創造者(individual creators of narratives, with their own voice)。


許多人類學研究者要界定研究中的文化時,時常引用Geertz對於文化的解釋:Geertz在《文化的詮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一書中,引用韋伯的觀點說「人類是一種將自己置於自身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這裡的「意義之網」就是文化。而人文科學所從事的是意義的詮釋,而非尋找法則的經驗科學。因此,受到他的啟發的研究取向,多半從人的經驗、行為出發,進行一種細緻的理解與觀察,以自己的文化來「轉譯」該文化,成為一種「文本」。所以,人類學家的工作,應該是不停的寫作。


此時運用的技巧,叫做深描(也有翻譯成厚描,thick description)。也就是說,從一些動作、行為開始,展開一系列的詮釋文本。最有名的例子是眨眼睛的例子。他說,人類眨眼睛的時候,有各種不同的意思,有時候可能是熟人打招呼,有時候可能是眼睛吹進沙,有時候可能是暗示。如果在一個同樣的脈絡中,例如,我們覺得老師的笑話不好笑,我朝你眨眼睛,那我的意思可能是傳遞你一個消息,而你也懂我的意思,這時候的眨眼睛就不是打招呼,也不是進沙子。所以,這種動作可以像記者報導一樣,」單純描述外在表現、時間地點,但是,如果是人類學家的深描,要抓的是意義結構、深沈的東西。


Geertz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他去巴厘島做鬥雞的研究。由於鬥雞不合法,所以,村人多半秘密進行。他一個外國人在那裡晃來晃去,老是找不到人和他交談,對他解釋,但他還是一直去參加鬥雞比賽。有一次,警察來了,大家慌忙逃跑,他也跟著跑,跟在一個當地人後頭跑,後來跑進他家。眾人好奇這個老外學者怎麼跟著跑,覺得很有趣,也就打破了和他之間的距離,願意和他分享。因為這個警察逮人事件,Geertz從一個outsider,變成了一個與他們一起逃跑的insider,也得以開始這個象徵、詮釋與文化的有名鬥雞研究。


景仰Geertz的研究,我們所上的師生還一起組團前往印尼朝聖呢。對我來說,Geertz是我學習人類學時,覺得最佩服的前輩,不但創出了一個新的理論、研究取向,對於研究的熱情也透過紙張傳遞到我們的心裡。我非常慶幸有在論文中感謝他。


不過這篇文章,是不是寫得有點混啊?我畢業一年多了,Geertz老杯杯的教誨都快忘光了。


我喜歡的幾個人類學家,Geertz今年去世,八十歲。Levi Strauss老先生已經快100歲了(1908年生),Marshall Sahlins也要八十歲了(1930年生),然後還有David Schneider (1918)、Mary Douglas (1921)...,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周遊列國,老是在發展中國家打混,他們都是一把老骨頭了啊。但還是希望他們頭好壯壯!


延伸閱讀:


A Life of Learning


來自實踐的反思- C. Geertz方法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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